云南历史研究的新突破

晓雪

　　最近，我先后读了杨周伟的《朝圣魂归——南诏大理国》（2011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百二山河——南诏大理六朝古都探秘》（2012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大理传奇——泛亚陆海大通道上的千年之旅》（与张李昆合著，2014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三部学术专著，共约120万字，为作者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大胆的创见和生动的笔触，为作者在云南历史研究中一系列新发现、新观察、新突破深深折服。

　　杨周伟生于1981年11月，祖籍大理喜洲，还是清代白族巡抚（陕西巡抚）杨名飏的第八代嫡长孙。16岁时就完成了写他先祖的15万字的专著《清代白族巡抚杨名飏家族史——隋朝皇室与南诏大理名家大姓的大理情缘》。他在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2001年参加工作后，从事过销售、文案策划、管理等工作，但他从9岁时就开始对地方民族历史文化情有独钟，所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主动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云南白族及其他地方民族的历史文化，翻阅文献古籍。不满34岁的他，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上，可以说已经度过了18个年头。

　　杨周伟对云南历史，首先是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的突破，表现在他在全球的视野下，站在世界历史和中华大历史的角度，把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中华体系下九世纪下半叶处于鼎盛时期的南诏，与同时期的大唐、阿拉伯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当时南诏综合国力居世界第四，其多元宗教、民族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治国模式同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将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地位定为“1000多年前连接南亚——中国——东南亚的国际贸易走廊”和文化交流中心。

　　他研究了南诏、大理国516年的历史，指出这段时间建都大理的不光有南诏、大理国两个王朝，而是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大中国前后共六个王朝、这六个王朝都是中华体系下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王朝。从公元902年南诏灭亡到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中间35年曾先后有郑、赵、杨三姓建立的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王朝。郑氏建立的大长和国存在了26年，只比隋朝少了一年，比同时期中原五代的任何一朝都长（五代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后梁也不过17年）。而且大长和立国26年间，经济复苏，大兴佛寺，注重外交，文化方面也有建树，诗作被收入《全唐诗》的著名诗人布燮、段义宗就是大长和国派往蜀国的外交使节。赵氏的大天兴国只存在了七个月，杨氏的大义宁国也仅八年，但都是实际建立过的王朝。段氏建立大理国一百多年之后，在位12年的段正明于公元1095年逊位为僧，相国高升泰“黄袍加身”，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是为“大中国”。大中国随着高升泰的逝世而告终，只存在了两个年头。因篡权危机四伏，不得人心，高升泰临死遗言给长子高泰明将皇位还给段氏，实际还是相国掌权。从此，大理国开始了“君相同尊，让位治国”、“段家姓高家朝”的“后大理国时代”，建立过“大中国”的高氏实际执政达158年之久。

　　基于这样的深入研究，杨周伟提出：大理是中华第九大古都，也是西南六朝古都，还是8到12世纪东南亚第一古都，建都时间长达516年，因此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第四长的古都，仅次于洛阳、西安和北京。

　　公元809年，南诏王寻阁劝将大理的都城改为西京，将原东都鄯阐城（即今昆明）改为东京，效仿唐朝建立东西两京制度。鄯阐即第二大城之意，是在拓东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东京鄯阐城的常乐寺和慧光寺东西相对，与西京羊苴咩城的崇圣寺、弘圣寺南北相对，遥相呼应。始建于劝丰祐时期（公元823——859年）的昆明东寺塔（常乐寺塔）、西寺塔（慧光寺塔）的东西对称与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一塔的南北对称，也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显然是当年两京建设统一规划的结果。昆明五华山，当年建起了与西京（大理）五华楼相对的东京五华楼，成为南诏王的东京行宫和国家活动中心。保和八年（公元831年）东京五华楼宫苑建成，劝丰祐巡幸东京，在五华楼会见“十六国君长”。五华楼高百尺，宏伟的建筑群雄踞五华山上，金马碧鸡无限风光一览无余。作为南诏的东京，鄯阐城（昆明）成为南诏后期几代帝王处理朝政和闲居游乐的地方，在南诏最后的五个帝王中，劝龙晟、劝丰祐、隆舜、舜化贞四位帝王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四季如春的东京城里度过的。因此，杨周伟第一个提出：昆明也应列为中国的古都之一。

　　过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都城长期被忽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与自身的历史地位不相称。杨周伟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古都不应分中原与边疆、不分大小、不管建都时间长或短，应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地给予应有的研究、重视和保护。

　　杨周伟三部关于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以超越中华疆界的国际广阔视野，把扎实深入的科学论证和生动精细的文学描绘结合起来，把包含诗意的充沛激情和富有哲理的独到点评结合起来，既立足云南，又放眼世界，既纵览历史，又面向未来，这就使它既具有广博厚重的学术份量，又有情趣盎然、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这三本书从各个方面系统深入、具体生动地论证了云南连接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论证了大理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我国同南亚、东南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还是将我国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泛亚陆海大通道”上的国际化城市， 悠久辉煌的历史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是同它千年国际陆港的地缘优势分不开的。显然，杨周伟对大理和云南历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对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努力把今天的云南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