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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昭君坟：黄河南岸“石崖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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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疑冢之一。去年7月，应景区管理者的邀请，去那里参加昭君坟旅游开发论证，使我有了一次就近游览的机会。 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面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二三十米高的土阜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 走近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耸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景区经理告诉我：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麻池古城。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水经注》中的地名--“石崖城”。 严格意义上讲，石崖城是一个仅在《水经注》中出现过一次的北魏地名，不见于《魏书》和以后的历代正史，但却与《水经注》中记录的一批汉代故城密切相关，具有地理坐标意义。 郦道元在河水“屈东过九原县南”条下注云： “河水又东迳城宜县故城南……河水又东迳宜梁县之故城南，阚骃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谓之石崖城。河水又东迳棝阳城南，东部都尉治。又迳河阴县故城北，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 这段话告诉我们，汉代的宜梁县城在黄河北岸，距汉代五原城西南六十里，但北魏时已改称“石崖城”了。而汉代的五原郡城就是秦代的九原郡治所在，在它西北对接的城是五原县城。即五原郡城和县城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站在昭君坟下遥望东北方向时，想象着包头市南郊的麻池古城，那里地处汉五原郡的中心，背山临河，北控昆都仑山口关锁，南扼黄河古渡要津，左右襟带五原郡河北诸县，又隔河遥领河阴县，具有形胜之势，应该就是汉代五原郡城。近来学界勘测研究秦直道，发现它还是秦直道的北线端点。考古报告也说它是由南北两座古城对接在一起的，北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南城面积42万平方米，规模和形制都符合《水经注》有关五原城的描述。寻访当地人得知，昭君坟东北距包头麻池古城的直线距离约20公里。古代的一里约为350-400米，《水经注》引阚骃所言“西南六十里”，约合21-24公里。若考虑到古人多是以地面上的实际路途计量里程，可以说，昭君坟与麻池古城间无论方位和距离，都与《水经注》中的石崖城与五原城的关系完全吻合。环顾黄河两岸，方圆几十里，满是沙梁土阜，几块石头也很难见到。能称之为石崖的，只有背后这座昭君坟，可这里偏偏又是在黄河南岸。 昭君坟北面的河床有近千米宽，站在岸边，只能远眺河水，它只是宽广河槽中的一道细流，静静地向东南方向流去，看似安澜不惊。可两侧的河漫滩中，遍布洼地泽沼，中间还有几处几乎与岸边阶地一样高的沙梁土垅，这分明是河道有过剧烈摆动痕迹。难道是河道的变迁，让昭君坟南北易位了？ 我是带着疑惑回到呼和浩特市的。到家后，马上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其中北魏时期的北方州镇图幅中，看到在几个相当于今天包头市区的注记中，编绘者将石崖城作为北魏地名，标注在图中古黄河的北岸，距今黄河河道更偏北的地方。前面在西汉时期的“并州、朔方刺史”图幅中，显然又是参照北魏石崖城的位置，将汉代宜梁县注记在古黄河北岸了。面对这部我一直心存敬畏的工具书，似已不容置喙，却总是隐隐不舍。 建国前后在包头段黄河沿岸发现了一批汉代古城，都被学者们依照《水经注》的记载一一作过对应，但几乎没有人指认哪一个城址是宜梁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面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紧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梁县联系起来。 汉之宜梁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 我发现，以往的历史地图涉及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图幅中，都将阴山南麓这段东流黄河的古河道标绘在今河道的北侧，且呈一条直线。这可能是对阴山各个山口季节性洪水的影响估测过高，认为来自北侧的山洪形成的洪积作用，会导致这段黄河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整体向南偏移。而忽略了南岸一些季节性河流对河道影响。特别是黄河南岸达拉特旗“十大孔兑”的作用。这些被蒙古人称之为“孔兑”的季节性河沟，都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也都途经库布齐沙漠，它们从东向西一字排开，逼仄着黄河干流。 这些平日里干得冒烟的河沟，每年总有几次汹涌咆哮的时候，在高原上短暂的雨季到来时，它们往往会以建瓴之势，裹携大量泥沙奔腾而下，注入黄河，从南岸挤压限制着河道的南移。 所以这段河道可能并未发生由北向南的整体水平位移。由于受南北季节性洪水的影响。它的河道变迁主要体现为不断地扭曲摆动，在地图上是一段动感极强的线条，也成为万里黄河中局部盘屈最多的一段河道。它的每一个向南或向北的曲凸，几乎都对应着阴山的一个山口或达拉特旗的一个“孔兑”。清中叶以来，随着这段黄河两岸的大规模农业开发，水土流失加剧，河道的这种变化更为剧烈。 清代前期，达拉特旗与土默特旗以今天包头段黄河为界，两旗牧民隔河放牧，彼此相安无事。但到了清代后期大量放垦两岸沿河土地后，便开始出问题了。据《绥远通志稿·垦务志》说：咸丰六年（1856年）的一场洪水，导致一段河道南迁，在土默特旗境内淤出大片新地，达拉特旗的地自然就被河道淹没了不少，两旗争地，官司打到理蕃院，最后由朝廷专门派出钦差大臣到绥远“勘断”，才算了事。从此两旗之间再不单纯以河为界了。清末民初重新放丈土地后，河道变化所致的土地变化，事关两地税银收入，官府也越来越认真了，每一次变化都要协商确认一次，结果是河道与行政界线越来越不相合。在今天稍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包头市辖区、土默特右旗与达拉特旗之间的行政界限，总是沿河两岸盘来绕去，互有抢挡遮让。这种奇怪的界线，恰恰反映了近代以来这段河道的变化态势。我想，这段界线，也许更接近清代以前包头段黄河的本来面貌。 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坟乡北端突出部上的一片台地，从五万分之一等高线图和卫星遥感图片上,可以看到台地南端东西一线有一条明显的条状低地,其中间地段今天的高程甚至低于北端黄河的水面，应该是古代黄河从台地南侧流过的遗迹。 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兑”中的西柳沟和黑赖沟。清代后期鄂尔多斯地区出现的荒漠化趋势，持续加大了这两条河沟的泥沙量。据《鄂尔多斯通典》介绍，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柳沟年平均向黄河的输沙量为580万吨，黑赖沟的年输沙量为360万吨。近30年中，西柳沟的泥沙就曾7次阻断黄河河道。清代放垦旗地，不仅是在沿黄河地带，也在这两条河流发源的沟壑地带，肯定加大了它们的泥沙量。可以想象，随着全面放垦，这两条河流的输沙量与黄河干流冲沙能力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它们面对的黄河旧道被不断淤高，河水受到挤压向北偏移，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黑赖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可能在清代晚期全面清丈土地前的某一年，一场大水过后，终于冲破北岸，在昭君坟台地北侧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其中一些与原河道平行的北岸沟渠，被贯通连缀起来，与河水汇在一起，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个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渚，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时节，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 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黑赖沟和西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二十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 最近读到一则资料，证实了这种猜想。民国三年（1914年）初，地理学家张相文由北京到内蒙古西部地区考察，4月26日他曾投宿于麻池古城西面的一个小村，第二天继续西行，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七日，西行数里，望黄河南岸，土阜隆起若小山，亦名昭君墓。闻之村人云，此乃昭君衣冠冢也。旁有土垒似营屯，近已颓废。旧在黄河北岸，自河流北徙，乃在河南矣。”① 张先生日记中所说的似营屯的土垒，应当就是当时尚未破坏殆尽的汉宜梁古城，亦即后来被考古发现的“二狗湾古城”。北魏时代的当地人，由于不知它是汉宜梁城，只是看到它依傍那几簇怪石而建，便呼之为“石崖城”，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汉宜梁县的辖域，大概已是半在河北、半入水中了。注：①劳亦安辑《古今游记丛钞·卷四十六·塞北纪游》，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影版本。 (本文来源：北方新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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