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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为淄川王村说之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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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为淄川王村说之商榷 发布日期： 2012-02-19 发布： 2011年第3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6篇
摘要：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实为清代淄川县王村的说法进行考辨，以说明该书的写作地点为与王村相邻的西铺村、其作者为蒲松龄的观点不能成立。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明水镇；王村；写作地点；蒲松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文献标识码：Ａ 苏家庆先生、林若红女士的长篇论文《〈醒世姻缘传〉写作地点考证》 ［1］，通过对该小说所描写的山川景物、地理方位和道路里程等所作的综合考察，得出了《醒世姻缘传》（以下或简称“《醒》书”）的写作地点为蒲松龄长期设馆执教的清代淄川县正西乡西铺村（原淄博市淄川区王村镇西铺村，后王村镇划归淄博市周村区），该书作者为蒲松龄的结论。笔者也多年从事蒲松龄与《醒世姻缘传》研究，细读苏、林两位先生的大作之后，对其结论并不敢苟同。两位先生的论文用了较多篇幅考证《醒》书写到的“绣江县明水镇”即原属淄川县之王村镇，这也是其所提出的蒲松龄在与王村相邻的西铺村写作《醒》书说的重要基石之一。《醒世姻缘传》一书是不是写成于位于原淄川县西部的西铺村？其作者是不是蒲松龄其人？这是关系到该书的成书年代、成书过程和作者的重要问题。该文所涉及的淄川、章丘一带的历史地理状况，也多有须考订说明之处。基于此，今特对苏、林二先生提出的《醒》书中的“绣江县明水镇”实为原淄川县王村的说法进行考辨，兼向苏先生和林女士请教。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孙楷第先生就曾指出《醒世姻缘传》中的“绣江县”实指山东章丘县，这在小说所叙的地理位置和道路里程两个方面都有明确记载。《醒》书第二十二回云：“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据清道光《章邱县志》卷一《星野志疆域》：“西至历城县界二十里，至历城县城一百一十里，即省治。”又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疆界道路》：“东至章丘县界九十里，其到章丘则一百一十里。”在济南府属的各县中，只有章丘县县治距府城（历城县治在济南府治以北，与府署相邻）一百一十里地，这是一个十分显见的事实。但为了否定这一说法，苏、林二位在文中说：“‘章丘四至，西南至历城县治一百一十里’，说的是县治至县治。章丘县与历城县交界，如果以边界至边界说，就不存在距离。”在此笔者想请问一句，古代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四至”，曾经有过记载“边界至边界”的情况存在吗？ 为了证明《醒》书中的明水镇是“蒲松龄以原淄川县王村镇为原型，羼入了原淄川县萌水镇以及章丘县明水镇的相关信息打造而成”的结论，苏、林两位先生举出了《山东省省情网》上揭示的“王村镇西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50公里”和今人毕思论先生计数的“从王村镇至济南市解放桥，所计里程为60公里；如果减去新建公路绕道等因素，也就55公里”的数据，认为《醒》书所说的绣江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与实际情况并不相合，但却恰与淄川县王村镇至济南的里程相合。因此，“书中描写应该就是淄川县王村镇至济南的里程的运用”。 济南府属的章丘县明水镇，与府城济南的实际距离究竟是多少？笔者发现，在明清时期，去章丘县城（今章丘市绣惠镇）是从济南东行到达龙山镇之后转向东北行，经二十里铺到达章丘；去明水镇则是自龙山镇继续东行，经枣园到达明水。笔者据现代地图计量的结果是，明清时期的章丘县城和明水镇到济南的距离大致相等。关于明水镇到济南的实际距离，笔者据不同年份出版的《山东省地图册》反复测量，得出的结果为45公里以上，不足50公里。这里面当然包括数百年来某些路段的改变等现代因素，因为明清时期的道路不会与现在完全相同。由计量的结果看，历城、章丘志乘所说的“一百一十里”（明水镇与旧章丘城到济南的距离大致相等），大致是符合明清时代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在现代计量的数字之外，还应该把某些路段改道的情况考虑在内。 在此还要说明一句，《醒世姻缘传》所叙、地方志乘所记以及笔者计量之后得出的明水镇到府城济南“一百一十里”的距离，所指应该是小说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的道路里程，而不是旧章丘县城或明水镇到济南的直线距离。 笔者还通过《山东省地图册》计量过王村到明水镇（今章丘市治，即市政府）的实际距离，结果为18公里左右。这样，就出现了和苏、林两位先生的文章不同的计量结果：从王村镇到济南，按现代道路里程算也在60公里以上。 应该如何看待这两处计量的不同结果？笔者在《山东省地图册》上测量发现，所谓“王村镇西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50公里”，实际指的是王村镇到遥墙国际机场的直线距离，走任何一条公路，都要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这一直线距离。而苏、林两位所引据的毕思论先生自王村镇到济南解放桥60公里的行车距离，则应是自王村镇到明水（今章丘市治）后，经明水至济南的世纪大道，转行济南工业南路到解放桥的大致距离，因为走南面的309国道抑或北面的102省道，都要超过60公里的行车距离。笔者由此而感到困惑不解，明水至济南的世纪大道，修成至今大概不会超过十年，试问当年的狄希陈薛素姐们从明水镇到济南府，如何能有今天这样便捷的近路可走？ 更让笔者感到困惑的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两位先生论到另一问题时说，在淄川，“民间口头流传着三个‘二百四’，即从淄川到泰安、从淄川到济南、从淄川到潍坊，路程都是二百四十里路”。从淄川到济南的这个“二百四十里”，很显然走的是几条现代公路修成之前的旧路，与明中叶以后的“郡邑通衢”大致相同（明代中叶以前，淄川到济南走的是长山、邹平一线，说见后）。两位先生又说，《淄川县志》有“邑西五十里王村店”的记载。因为明中叶以后自淄川赴济南，王村是必由之路，那么自王村至济南，按故老相传的说法应该是二百四十里减去五十里，共一百九十里才较为符合过去时代的历史事实。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山河无改旧时裳，公路建设也极少有大规模的劈山开路、飞架长桥的情况。而现代的高等级公路少了依山傍水的弯路，但也因此不复再见几百年前的旧路之真。一位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应该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①。这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假设《醒世姻缘传》中的人物自“明水镇”到济南府，他们走的应该是与今天的102省道大致相同的路（说见下）。如前面所说，说自旧章丘县城（今章丘市绣惠镇）或明水镇到济南府治“一百一十里”大致不差。苏、林两位先生文中也曾引录《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九回，狄希陈陪薛素姐去泰安州进香时的相关叙述：“这日尽力走了一百里，宿了济南府东关周少的店内”，但两位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却存在差误。其文云：“所谓‘济南府东关周少的店’，实际上就是‘王舍店’。”按济南府东关即今日济南的东关大街，地处老东门外。东关大街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其旧貌，道路用石板铺成，路旁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剥落的髹金仿佛在见证着店铺昔日的繁华，而那条用石板铺就的道路正是出济南府东行的大路，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里社》，于“东关大街”下注“《旧志》：东府孔道”可证此言不诬。由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首的图志可知，明清至民国年间自济南府东行，走的便是出东关，经海晏门、黄台南路、七里铺、大辛庄、八涧铺到王舍人庄（即《醒》书所说的“王舍店”）的路。东关大街长约四五里，东西走向，自其东口到历城县治和相邻的济南府治，大约接近十里。“一百里”加上到县治的十里，自明水镇到历城县治，正合“一百一十里”之数。 苏、林二先生文引《醒》书第二十五回说，王舍店在“济南城东二十五里”，其说与自历城县治到王舍人庄的实际距离相差不大，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里社》，于“王舍庄”下注“《金史》作王舍人店，六镇之一。《旧志》：城东三十里”。但两位先生把“济南府东关周少的店”错认为城东三十里的王舍店，并由此认为“从淄川王村到王舍店，正好将近一百里路。所以说符合走一百里路‘宿（了）济南府东关周少的店’条件的，只能是淄川县的王村镇”，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醒》书中“周少的店”在济南府的东关而不是在与东关相距二十里上下的王舍店，按两位先生所计数的里程，自淄川王村到王舍店已经“将近一百里路”，再加上王舍店到东关的二十里上下，则王村到济南东关就不是如《醒》书所说的“将近一百里路”，而是“将近”一百二十里甚至还要远上许多。明水镇、王村两地与济南东关一近一远的实际距离，不仅不能证明《醒》书中的“绣江县明水镇”是以淄川县的王村为原型来写的，而且恰好说明了“明水镇”不是王村的历史事实。 二 苏、林两位先生为证明《醒世姻缘传》写到的明水镇“毫无疑问的就是王村”，举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小说第二十五回写到的青州布客从临清贩运布匹回青州的行程。为说明问题，两位先生在文中列出了两条青州布客的行走路线。一条，是他们依据地理方位认为是正确的行走路线，即：“临清――济南（王舍店）――（章丘）明水镇――（淄川）王村镇――淄川县――青州”。两位先生认为，按这样的正确路线行走，是不用经过“绣江县”（今章丘绣惠镇）的。 第二条路线为《醒世姻缘传》中叙述的行走路线。两位先生认为这条路线的起讫应该是“临清――济南（王舍店）――（章丘）明水镇――‘绣江县’（章丘绣惠镇）――（淄川）王村镇――淄川县――青州”。他们在文中说，“明水镇在济南正东，绣惠镇在济南东北。如果他们第四日所赶的‘绣江县’是章丘县（绣惠镇）的话，从济南可以直接向东北到达章丘县城，完成‘第四日赶绣江县住’的里程，根本就用不着歇在‘明水’了”；“如果他们的歇宿地是章丘县的‘明水’，那么次日再起程则是由明水至青州。……旧章丘县城在今章丘市明水西北的绣惠镇，他们也用不着经过‘绣江县（绣惠镇）’”。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虚构与生活中地理真实的关系问题。《醒世姻缘传》是小说作品而不是地理著作，而且作者在小说的《凡例》中明言创作中存在“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扬，不必病其牵合”的情况，故小说中的“明水镇”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章丘县明水镇。笔者以为，就地理形胜而言，可以说它是整个章丘县的缩影。且看《醒》书第二十四回对“明水镇”所作的描述： 且单说那明水村的居民，淳庞质朴，赤心不漓。……一片仙山上边满满的都是材木，大家小户都有占下的山坡。这湖中的鱼蟹菱芡，任人取之不竭，用之无禁。把这湖中的水引决将去，灌稻池，灌旱地，浇菜园，供厨井，竟自成了个极乐的世界。 《醒》书中的“明水镇”，既靠会仙山，又临白云湖。不仅是紧靠会仙山，而且是四面皆山。同一回中那首“单道这明水的景象”的《满江红》词就写道：“四面山屏，烟雾里翠浓欲滴。时物换，景色相随，浅红深碧。”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是一个作者虚构的桃源世界，将这个小说中虚幻的“明水镇”等同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章丘县明水镇，那就难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嫌了。 就《醒》书中反映的具体地理位置而言，作者也没有把“明水镇”固定在真实的章丘县明水镇的地理方位上。有的时候，《醒》书作者是把“明水镇”放在真实的章丘县明水镇的地理位置上来写的，如第六十八回关于薛素姐去泰安州进香的道路里程的计数（此事下节详论）。但在另外一些场合，“明水镇”的地理位置显然是另有所指的。 《醒》书第二十三回说，“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第二十四回，写薛教授去青州衡府任记善一职，途中宿在“明水镇”狄员外的店里。狄员外介绍“明水镇”的地理位置说：“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都是小店，歇不得轿马。再二十里方是县城。”薛教授则说：“昨日刚才午转，从济南到这里，只走了七十里路，便苦苦的定要住了。”那么西距济南七十里，又距章丘县城四十里，且中途有个二十里铺的是什么所在？且看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里社》正东乡有关龙山镇的记载： 明贤五，领村六：曰龙山镇（《金史》名盘水镇。《旧志》：城东七十里，土沃俗悍。四、九日集），曰…… ① 再看今人新修的《章丘县志》第二十八篇《乡镇 街道》中关于“二十里铺”的记载： 该村位于古济南至青州的驿道上，东至章丘城西至龙山镇，都是20华里，村因之得名二十里堡。［2］ 按“堡”与“铺”通，都是古代驿道上的递铺之意。很明显，《醒》书第二十三、二十四回所说的这个“明水镇”，就地理位置而言恰好处于龙山镇的位置上。换言之，当作者在写“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铺，……再二十里方是县城”，“从济南到这里，只走了七十里路”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明水镇”的位置正是章丘县明水镇迤西四十里的龙山镇。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从济南东去的东西大道在历史上曾几经变迁，而明清之际正是这条大道发生变迁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考察《醒世姻缘传》中自济南东行至青州的路线，首先必须确认该书的写作年代问题。笔者曾撰文考察，认为《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在清康熙朝之前 ①。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时间坐标，正是我们讨论《醒世姻缘传》所描述的诸多世相的必要前提。 关于明末清初济南至青州的东西大道的历史变迁，为笔者素仰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曾作过考察。为说明问题，今节引侯先生的相关论述如下： 在明朝中叶以前，这条从古代起就开始发展起来的东西大道，并不经过周村，而是从周村以北通过的。……它沿着山地北麓的平原边际，自西而东，绕过白云山的北侧。也就是从旧章丘县城，经青阳店、浒山泊、邹平县城、礼参店和旧长山县城，一路东去。……这条大道在西晋以前，乃是从长山向东，直趋临淄。西晋末年，新筑广固城取代临淄城的地位之后，这条大道才从长山转向东南，经过姜家铺（今大姜村）、固悬、房镇、石村，渡郑黄沟（今珠龙河），到达张店。然后从张店转而正东，经金岭镇、矮槐树、辛店、淄河店，南向广固城。广固城废弃之后，益都代兴，遂成为东西大道新线上的枢纽。……到了清代初年，这一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在白云山北侧的东西交通线，这时又为白云山南侧的新线所代替。在这条南侧的交通线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是王村，王村介于鲁中山地本体与孤立于北方的白云山之间。这里是一段较为开阔的山峡，这段山峡在旧日就叫做“王村峪”，王村就相当于这条峪道的咽喉。……这条交通大道从王村向东，出峪之后转而北行，沿着孤立的凤凰山东麓，经过于陵废墟上的古城村，就到了周村。然后从周村陡转向东，直趋张店。［3］ 侯仁之先生是联系清初周村一地商业兴盛的原因来考察济南向东的东西大道在清初的变迁情况的，他在文中通过一幅“鲁中山地北麓古今东西大道变迁示意图”对这一重要变迁作了说明。其考察的结果是，鲁中山地北麓东西大道的中段，在西晋至明末为龙山――平陵――旧章丘――青阳店――浒山泊――邹平――礼参店――长山――姜家铺――固悬――房镇――石村――张店，但到了清代初年，则变迁为龙山――枣园――明水――普集――王村――大临池――周村――马尚――张店。 在考察自济南向东的东西大道在清初的变迁情况时，侯先生同样征引了苏、林两位先生文中举出的蒲松龄《王村募修路序》一文。侯先生推断此文写成于蒲氏在与王村相邻的西铺村执教期间，笔者以为是可信的。这里要说明的是，据《王村募修路序》所说的“王村为郡邑通衢，冠盖之往来恒于斯，商旅之负贩恒于斯，无他歧可出焉者”的事实看，由淄川经过王村、明水到济南的道路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就已经存在 ①，这条道路的开拓者，应该就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初年由淄川西行前往济南的淄川人。 笔者注意到，《聊斋文集》中有《栗里建桥疏》一文，文中有云： 栗家庄，当东西南北之冲，道有横渠，水裁没踝，而淖倍之。行人至此，轮不得转，蹄不得移。人畜之集也，蚁聚封上，众声之鸣也，雷轰天半；前者未过，后者已续，壅塞咿，无时断绝。① 栗家庄为蒲松龄友人王（字鹿瞻）居住的村庄，在王村以东六七里处，正当王村至周村的孔道要冲 ②。将蒲松龄的《王村募修路序》与《栗里建桥疏》同观，可知在清代康熙年间，经王村、栗家庄至周村一线确实已成熙熙攘攘的往来通衢。因此，笔者以为即使《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清代康熙朝以前，也不能排除其写到的青州布客东行经由章丘县明水镇、王村至周村的可能。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醒》书中的青州布客无论是走北线的旧章丘县城，还是走新辟不久的王村、周村一线，他们都不可能行经淄川。由淄川去青州的捷径是今天的325省道，但即使到了清康熙年间，由淄川东部去青州一路也还是崎岖难行的山径小路，这有《聊斋文集》中的《连三沟募修桥序》和《石沟河募建桥序》可证。《连三沟募修桥序》云： 莪山一道，为淄、青通衢，然轮辕所不经也，蹄足过之。盖道通南北，而巨沟横阻之，出入地者三，乃得途。里余中，沟径居其七，非按膝登则卓地下降，而中沟尤剧，去地数十武，山斗绝如石斜立，如壁半欹，即晴燥时亦滑滑有蹄痕，小雨过，则如鲇鱼上竹竿，不可复行矣。③ 在连三沟的三道巨沟险阻之外，蒲松龄在《石沟河募建桥序》中还记载了淄、青之界石沟河的深沟中常有不逞之徒袭击、抢劫旅客的情况。由于途程险恶，不惟济青之间的商旅不走由淄川直趋青州的山径，淄川本地人出行也不履此险道。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蒲松龄的乡前辈唐梦赉与数位友人有过一次江浙之游，其游踪见于《志壑堂文集》中的《丁巳出游日记》。笔者注意到，唐梦赉一行出游的路线，在山东的一段为淄川――三里沟――昌城――金岭镇――牛山――淄河――青州――临朐――穆陵关――沂水――郯城――红花埠。其自笔者故里昌城村北行数里转而向东，走的正是清初自张店东行经金岭镇、淄河店赴青州（青州府治与益都县治）的大道。如果当时从淄川向东有坦途可以直趋青州，唐梦赉等人就不会向北绕一个大圈，走一个倒U字形的远路前往青州。 因为自济南东行的青州布客不会经过淄川，苏、林两位先生所列的“临清――济南（王舍店）――（章丘）明水镇――（淄川）王村镇――淄川县――青州”的行走路线并不符合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状况，两位先生指《醒》书中的“绣江县”为淄川县，“明水镇”为王村的说法自然也就失去了依凭。《醒》书中的“明水镇”不会是王村一地，其事显然。 三 为了说明《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就是清代淄川县的王村，苏、林两位先生的论文还计数比较了明水、王村两地到泰安进香的具体里程。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两位先生的计数比较其实是存在差误的。 《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回，薛素姐问侯、张两个道婆明水到泰安州有多少路，道婆道：“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这路好走，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苏、林两位先生评论说：“《传》作者虽然写从绣江到泰安的路程用的是‘人说有二百九十里路’，但是他明明知道实际没有这么多距离，所以接下来又说‘顶不上别的路二百里走’。”笔者认为，两位先生的说法缺少历史依据，与明水镇到泰安的实际距离并不相合。 明水镇到泰安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够不够二百九十里路？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疆界道路》，记载了历城至章丘和泰安州的不同里程： 东至章丘县界九十里，其到章丘则一百一十里；南至泰安州一百里，其由西南长清界至泰安，则一百八十里。① 上面说到，因为明水到济南和旧章丘县城到济南里程大致相等，所以《历城县志》中历城至章丘县治、至泰安州治的里程之和恰好正是明水镇到泰安的途程。如两位先生所说，《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九回狄希陈陪薛素姐去泰安州进香，第八十六回薛素姐和吕祥起旱到济宁追赶狄希陈，走的都是同一条经济南到泰安的路线。由两回书中提到的途中地点，可知明水镇至泰安州的路线为明水――王舍店――济南东关――炒米店――弯德（万德）――火炉――泰安，这恰是《历城县志》所说的“由西南长清界至泰安”的路线。自济南至泰安，由于“一百里”的直线距离遍布群山丘陵，所以津浦铁路、104国道和京沪高速公路无一不从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境内绕行，今天的104国道大致即是薛素姐等人进香的路线。因为前后两段路途相加正合二百九十里之数，薛素姐和侯、张两道婆去泰安州进香的始发地点即今天章丘市治所在的明水镇，此事盖凿然无疑。 苏、林两位先生还计数了王村镇到泰安的距离。其文云：“按现代地图计算，从王村镇经济南至泰安，多说也就120公里。”因此，他们认为《醒世姻缘传》所说的明水镇至泰安州二百九十里路，实际上说的是淄川至王村的五十里加王村至泰安二百四十里的距离。 如前面所说，今人“按现代地图计算”古代路途是不能离开彼时彼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即便是比《醒世姻缘传》成书略晚的蒲松龄在王村左近西铺村设馆的时代，由王村去济南走的也是清初形成的东西大道由王村至明水再到济南的一段，而不是如今人那样走更为便捷的309国道或章丘至济南的世纪大道。同样是“按现代地图计算”，王村到明水的距离约18公里，淄川到王村约25公里。那么即使不考虑现代公路改道取直的因素，走清初的东西大道经济南去泰安，自王村出发也有三百二十余里，自淄川出发更达三百七十余里之遥。苏、林两位先生说，淄川故老相传从淄川到济南、淄川到泰安都是二百四十里路，很显然淄川到泰安这二百四十里的路途并不是经济南、长清境到泰安的路线。上面我们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十分明确，地方志乘记载的明水镇到泰安州恰是二百九十里，《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里程、途径与之无一不合。因此，假设真的有人从王村出发，经淄川县城去往泰安，或者从淄川出发，经王村走捷径去往泰安，这样的行程与《醒》书所记载的去泰安州进香的路线可谓南辕北辙，并无任何可比之处。在出发地点、行走路线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怎么可以轻易地以此来取代自明水镇到泰安州二百九十里的途程？ 笔者以为，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证，当可以推翻苏、林两位先生关于《醒世姻缘传》中的“明水镇”实为淄川县王村的说法。如此看来，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蒲松龄，他是在与王村相邻的西铺村写成《醒》书的结论就很值得怀疑了。 参考文献： ［1］苏家庆，林若红.《醒世姻缘传》写作地点考证［J］.《蒲松龄研究》，2008，（3） （4）；2009，（1）（2）. ［2］山东省省情资料库［DB?蛐OL］.省略base.省略?蛐. ［3］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市的起源和发展［A］.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视野 ［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谭莹）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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