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　　1887年底，亨利·罗林森爵士、亨利·玉尔爵士向印度议会推荐斯坦因出任新建立的　　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亚洲探险事业，从这一年开始到1943年他去世为止（其间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职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变相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　　1.1889年,著名的“鲍威尔写本”（即《　　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他著名的四次中亚细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四次中亚探险分别如下：　　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　　发掘

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

　　斯坦因这次首先派蒋师爷与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遭到王的拒绝，斯坦因又决定在蒋的陪同下亲自与王道士打交道。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遗典的故事，愚昧的王道士竟信以为真，又在蒋师爷的再三劝说下，于当天夜晚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写本交给蒋，蒋又交给斯坦因，斯坦因让蒋连夜辨查写本内容。蒋在第二天天亮时高兴地告诉斯坦因，他发现一件写本的题记说明该经是

斯坦因与吐鲁番民工合影

　　9月3日到明水井，9月26日到哈密附近，然后向北至巴里坤，第一次看到阿尔泰山脉柯准噶尔平原。10月，越天山去吐鲁番。　　吐鲁番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最主要的考古场所，他在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准备工作之后，于该年冬天先从木头沟人手发掘。　　首先，斯坦因让助手剥离木头沟石窟壁画，共获壁画90箱左右，其间斯坦因抽空去了一趟乌鲁木齐，一方面治疗腿疾，另一方面在他的老朋友、新疆财政厅长潘震（即第一次考察时的和田按班潘大人）陪同下参加新疆省督以下高级官吏的宴请。　　1915年1月，斯坦因开始发掘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获大量写本、丝织品、陶俑、钱币等文物。2月初，斯坦因派人将获自吐鲁番周围的141箱文物运往喀什。　　然后，斯坦因向南考察库鲁克塔格山脉，3月25日到达　　斯坦因在居住印度期间对南亚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考察重点是印度河流域、卑路支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式佛教遗址。[2]　　晚年重点考察西亚，考察课题包括幼发拉底河文明、亚历山大大帝自阿尔拜拉战役至返回巴比伦诸战役的战场及行军路线、罗马帝国与古安息帝国在今伊拉克等地的边境调查。　　很久以前，阿富汗就是斯坦因梦寐以求的考察地，他为了能去阿富汗考察奋斗了数十年，但由于英阿关系及阿富汗内部问题，他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到1943年，他已81岁高龄，最终由于美国驻喀布尔公使的努力而获准进入阿富汗。他于1943年10月19日到达　　斯坦因于1904年正式加入英国籍。1904年他还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拜克奖金，1909年获该学会“创建者金质奖章”。1910年6月被授予“印度帝国荣誉公民（C.I.E.）”称号并受到英王接见。1912年10月英王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K.C.I.E.）”。1929年被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聘为荣誉研究员。1932年获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金质奖章，1935年又获文物学会金质奖章。他还曾获康拜尔纪念奖、赫胥黎奖章以及由法国、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的地理学会和古物学会颁发的各种荣誉奖章。他的祖国匈牙利还曾授给他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制荣誉奖章。他还是法兰西研究院研究员、比利时科学院名誉院士，并从牛津、剑桥等大学获得多种荣誉学位。英国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和曼彻斯特市美术馆至今还收藏着他的画像。[2]　　斯坦因的一生异乎寻常，他的确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所认定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密切联系。为了他的事业，他终身未娶，在考察中冻掉几个脚指头也无怨言。他一生节俭，没有房屋，没有私产，只有书籍和贴着。私人信件”、“工作记录”、“地图资料”等的箱子。他精力过人，终日写作不辍，著作等身，信件多到无法统计。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当代历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誉之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却鲜为人提。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但我们评价斯坦因，和评价其他任何历史人物一样，都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殖民主义的熏陶，使他不可避免地做了许多违反东方人民意愿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有创新的大学者，他的许多发现和学说都极有价值。例如他在新疆、甘肃的发现以及他对这些发现物的初步研究都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在汉唐之际经丝绸之路进行的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斯坦因一生中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我们说他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是因为：　　1.他的中亚考察以及在考察中所获的敦煌吐鲁番文物以及其他中亚文物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2.他关于中亚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著是当代敦煌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