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韩愈，大家都知道他才高八斗，乃“文起八代之衰”。殊不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用胆识过人、无私无畏、嫉恶如仇、赤胆忠心、视民如伤、运筹帷幄来形容他的仕宦生涯，绝不为过。这里举两个“鲜为人知”的例子。平定淮西，关乎到大唐的命运，而此役的胜利韩愈的作用不可替代。战前，他上奏《论淮西事宜状》，既有战略谋划，又有战术分析，可视为战役总纲；战中，他担任统帅裴度的“参谋长”（行军司马）；战后，他因军功而被提拔为刑部侍郎。淮西大战，韩愈所表现出的军事才华令人刮目相看。唐穆宗长庆元年（西元八二一），成德（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将忠于朝廷的节度使田弘正及左右杀死，并包围了隶属朝廷的深州，一场血腥叛乱即将上演。穆宗一筹莫展，只好派宣慰使前去慰问，想碰碰运气阻止叛乱。充任宣慰使的，正是韩愈。临行前，“众皆危之”，韩愈到了“虎穴”后，唇枪舌剑，直陈利害，最后将桀骜不驯的王庭凑说得口服心服，一场一触即发的叛乱，就这样被韩愈的一番口舌化解了（《新唐书．韩愈传》，下同）。他有?超凡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大才、通才，在仕途上却屡遭厄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京畿诸县发生大旱，“田种所收，十不存一”，“寒馁道途，毙踣沟壑”，韩愈上奏为民请命，惹得皇帝大怒，把他从监察御史贬为山阳县令。唐宪宗元和四年（西元八○九），韩愈又被赶出中央降为河南令。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差一点掉了脑袋，后被贬到了潮州。纵观韩愈一生，最高职务也就是刑部侍郎之类，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吧。屡谏屡贬，屡贬屡谏，其非凡的政治才华和远大抱负，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折腾中付诸东流。这是韩愈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更是人民的不幸。如果放在今天的民主国度，他完全可以去竞选市长、议员、总统，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韩愈的遭遇是一副试毒剂，它能测出当朝政治空气中的PM2.5含量。PM2.5含量超标，会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导致人们轻者患哮喘，重者患肺癌、出生缺陷和过早死亡。同理，政治空气中的PM2.5超标，也会对朝廷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导致朝廷“轻者患哮喘，重者患肺癌、出生缺陷和过早死亡”。韩愈的屡屡被贬和不被重用，正测试出了唐德宗、宪宗和穆宗三朝，PM2.5含量都不合格。这样的“测试”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刘邦是个大才，但在秦朝，命运却把他固定在了一个村长位上；辛弃疾能出将入相，但大半生却只能在家中赋闲；李自成日后成为百万大军的统帅，但之前在体制内却让他去当驿卒，就这也失业了；龚自珍有经国济世之才，但只能在一个小官僚位上消磨时光……现实堵死了这些大才向上或多元发展的空间，他们的遭遇都测出了当朝政治空气中的PM2.5严重超标。而扶苏赐死、司马迁遭阉、杨震饮鸩，柳宗元、刘禹锡、寇准、苏轼一个个被流放，张居正死后遭鞭尸，谭嗣同血洒菜市口，等等，则测出了当朝政治空气中的PM2.5含量已经远超过了二百五十。人才受难的另一面必定是奸佞的张狂，赵高、李林甫、蔡京、魏忠贤、和珅、“四人帮”之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时候，这从另一角度告诉人们，朝廷的PM2.5含量太高了。为什么说“文革”是一场浩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使天下精英纷纷蒙难，当时死去的很多英才，都是国宝级的，可见当时政治空气中的PM2.5已经爆表乃至更高。一个国家也好，团体也罢，“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时，必然是政治空气中的毒素含量已非常高了，人民和社会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政治空气污染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它是一因多果，扼杀人才只是其中之一。就自然界的PM2.5含量而言，其实也与政治界的PM2.5含量有?正比关系。世界各国人民为什么都要追求政治清明，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