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雾霾又一次笼罩京沪穗等各大城市，或是“外企员工因为无法忍受糟糕的空气而逃离北京”等新闻见诸媒体，对空气污染的担忧就再次成为大陆民众的集体焦虑。

　　各种权威机构的研究显示，这种焦虑并非缺乏根据：大陆城市空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且仍在恶化。空气污染带来特定人群的早死或是健康寿命的损失，也已被研究证实。

　　污染本身并不值得奇怪。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除了个别旅游圣地或是有其他独特优势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避免这一过程。今日风光迤逦的莱茵河，曾经被称为欧洲臭水沟，不仅河中鱼虾绝迹，政府甚至禁止居民下河游泳以免中毒。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而非靠旅游资源发家致富的国家，走低环境损耗的发展道路固然是理想之选，“先污染后治理”则是更为现实的无奈选择。

　　作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步伐的代价，大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令人瞠目：发达国家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中国则是多种类污染物同时出现、高浓度爆发。这是一个集前现代的烟花爆竹、餐饮油气；工业化时代的燃煤烟尘以及现代社会的一项分析中国环境的报告指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

　　2012年，中国环保部制定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纳入细颗粒物PM2.5等新的空气污染物指标，与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第一阶段过渡值靠拢。标准定于2016年正式实施，但自化工、热电基地空气污染物排放严重，以及当时居民取暖普遍采用排放大量污染物的有烟煤。

　　80年代初，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企业联袂展开西固地区空气污染的防治研究，包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兰州炼油厂等单位均有参与合作。参与的研究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首次感觉到深入研究大气污染及优化控制的紧迫性。”

　　正是从80年代开始，赖以评价污染物是否超标、控制和改善空气的科学基础——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出台并历经修改。1982年，我国制定并发布了首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1996年进行第一次修订，并更名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00年在该标准的基础上略有修改，降低了部分污染物指标的达标值。2012年，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入PM2.5指标，则是距标准破冰后30年内的第三次修订。

　　自1991年起，环保部门开始发布每年一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这也成为观察中国大气污染状况官方判断的权威资料。翻开最早的公报大气篇章，首句话是：“1991年，全国城市大气污染仍呈煤烟型污染，冬春季重于夏秋季，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大中城市重于小城镇。”这也是之后十余年可以持续延用的写照。

　　借助于煤炭的大量消费，中国迅速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此后20年间，这些排放物对应的若干项指标——二氧化硫、烟尘中的总悬浮颗粒物TSP，以及可吸入颗粒物PM10，成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各城市环保部门追踪的对象。

　　1991年，城市大气中TSP日均值高的可达1433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日均为429微克/立方米，均处于严重超标状态。TSP污染严重的城市有延安、宝鸡、济南等地。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硫日均值高的可达351微克/立方米，超出现行标准2倍。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城市有重庆、贵阳、太原、乌鲁木齐、青岛、长沙和石家庄等。

　　1991年，酸雨仍限于局部地区，但出现酸雨的城市越来越多，长沙、南充、宜宾、重庆和衡阳等地的酸雨出现频率超过75%。此后10年间，空气质量整体恶化。2000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只是对恶化的速度放缓抱以乐观：“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整体污染水平仍较严重。”从1991年到2000年，酸雨区的面积已经由当年的“局部地区”扩展至约占国土面积的30%，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极其严重，而在大多数城市，TSP和PM10依旧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

　　值得欣喜的是，2000年，42个重点城市通过央视等新闻媒体开始发布空气质量日报，公众了解空气质量的途径得以打通；同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开始正式实施，此后空气污染防治有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步入新世纪以后，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每年一度的中国环境公报也没有了TSP的身影，但此时，各城市的空气污染不再是单纯的煤烟型污染类型，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陷入煤烟与汽车尾气并重的复合型污染困境，治理难度也远超从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地依旧陷入在空气质量标准中与PM10为主的污染物的缠斗中。虽然PM2.5此时尚未提上议程，但对于急速膨胀的大城市，针对PM10的治理已是步履蹒跚。

　　以旧有标准中的二氧化硫、TSP、PM10指标看，1999年到2009年间，全国范围内的空气质量的确有所改善。1999年，340个监测城市中约40%的空气质量达不到三级标准。到2009年，612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劣三级的城市基本被消灭。在这11年间，空气质量达到一级和二级的城市比例稳步上升，从1999年的33%上升到2009年的82%。

　　然而，总体趋势掩盖了城市之间的差别。从1999年到2009年，空气质量出现改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较低的中小城市。总体上，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比中小城市严重得多。

　　大城市已成污染重灾区

　　在污染成分愈发复杂而污染物衡量指标依然陈旧的状况下，大城市的污染严重程度显然被低估。汽车尾气是大城市空气污染环节中重要的一项。由于包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机动车尾气会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

　　2008年，中国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约为552万吨，占氮氧化物排放量的34%，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为57万吨，占总排放总量的6.4%。这是环境学者10年前完全难以预料到的。

　　在汽车保有量较大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机动车的污染近年愈发严重，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地区工业减排等措施对空气质量做出的改善。2011年，胡敏曾告知记者，根据他们团队的研究，北京市PM2.5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汽车尾气在北京市PM2.5来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大约已经占到1/6的比例。

　　王跃思等人的研究表明，机动车在重污染时期已经成为北京市PM2.5的最大来源，约占1/4。在遭遇大雾天气引发交通拥堵导致汽车低速行驶时，北京城市的机动车污染排放可增加5至10倍，造成PM 2.5浓度的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