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胜利。“两当兵变”从运筹策划到组织发动，在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下，始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盲从上级指示，避免了武装起义功败垂成。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之同志巡视工作，曾商量举行兵变，习仲勋等同志“估计(革命)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遂作罢”。同年初冬，部队开驻陕西凤翔，“省委派李杰来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我们因条件尚未具备，反对了这个意见，没有实行”(习仲勋同志解放初谈“两当兵变”——陕西省档案记录)。1932年3月，有消息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部传出：驻军陕西凤县、甘肃省两当县警备一营要和在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都是陕西乾县、礼泉县籍，换防徽县将意味着他们离家更远，官兵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党的坚强领导是“两当兵变”成功进行的首要条件。党的领导贯穿于起义的全过程。在大多数士兵的觉悟有了提高之后，习仲勋等同志审慎物色对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半年后，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习仲勋语)。之后，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警备一营秘密成立了营党委，党委书记先是李秉荣，再李特生，后习仲勋。到1931年冬，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党员的，也是革命的同情者。只具备革命火种和革命积极分子的队伍还不是一支准确意义上的革命队伍。要把旧军队改造成能担当起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军队，还须具备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抱负。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民军头子甄士仁的土匪队伍，成分复杂，军纪很坏。习仲勋为了把队伍改造成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严肃军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一营军纪严明，基本上能与当地民众和平相处，尤其与当地回民关系很好，对清真寺从不侵犯，有群众惊奇地说“这支队伍咋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在民众中，习仲勋积极稳妥地发展革命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维护民众利益，扩大革命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来源网址：http://www.kmguol.com/tianqixinwen/longnan/17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