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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天兵

编者按:本文作者贾天兵在贵州工作了3年多。期间,他怀着对贵州历史文化底蕴的热爱,怀着对贵州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写下了一系列阐释解读“贵”和贵州的文章,并结集为《贵知行》在2015年1月出版发行。该书在我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省文联主席顾久著文《高阔的胸襟与深厚的情怀》评价:作者此前虽在北京、重庆等省市供职过,到条件艰苦的贵州,并不像很多外来者那样视为畏途,贱为穷僻,相反地,对这片大山林立、沟壑纵横、民族众多、富于传奇的土地怀有一份相知相慕的深情。因为真才情真履行,使得并非文史专业而效力于金融工作的他,尽心于文化、勤学而善悟,最终诉诸笔端,成此著作。著名学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原导游徐圻也说:“在我看来,这是一本至今不曾有过的,交织了感性表象与理性思索的全面讲述贵州的作品。”

《贵知行》载:“极有可能,2015年贵州又会多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据了解,海龙囤成功申遗,贾天兵也将离开贵州赴辽宁履新。我们特此编发《贵知行》一书中的《海龙囤的诉说》一文,这既是对海龙囤的光大,同时也是对一个热爱贵州的思考者的情怀展现。

一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的一处遗址作为“中国土司遗产”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自此,贵州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这处名为海龙囤的遗产和一个曾在今天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存在过的、名为播州的土司政权有关。这个地方政权跨越了唐、宋、元、明,以一个家族的世袭统治雄踞一方725年,实在堪称奇迹,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还是在2014年5月的中旬,我作为汇川区的旅游产业发展顾问应邀参加了“遵义·播州土司历史文化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海龙囤申遗系列工作的组成部分。旅游会议期间我们得以参观了正在整饬之中的海龙囤。从当年城堡的正门方向上山以后,在走到飞虎关下之前要经过一段“天梯”,这是用巨大的石块垒砌而成的36级台阶,粗略估计一下每两级台阶之间的落差在七八十厘米左右,所以很多人只能攀爬上去,而且到了关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气喘吁吁了,足见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海龙囤里当年的建筑已经被损毁殆尽,但曾经载入历史的太平关、铜柱关、铁柱关、朝天关、飞龙关、飞虎关等9座关门还是留下了一些遗迹。看着这些用石块在陡峭的山上垒砌而成的、高大坚固的残垣断壁,仍不难想象当年铜墙铁壁一般的模样。

从某个角度看上去,海龙囤遗址之中用碎石铺就的弯弯曲曲的甬道很像一个个巨大的反问号,而飞虎关残垣的一角从旁边看上去也很像一个人正在诉说着什么。

无论反问还是诉说,每一段历史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只要我们愿意,总能从其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唐末时期,山西太原人杨端因应皇帝招募,和他的舅舅谢氏率领令狐、成、赵、犹、娄、梁、韦七姓带兵出征,收复了播州(今贵州遵义)而被封为播州侯。从那时起,杨氏对播州的统治“以番治番”,到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杨氏第29代传人杨应龙的时候,播州杨氏的历史正式终结。

在播州杨氏前10任统治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整个中国局势并不安定,在县旅游局政权有意无意的忽略下,播州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第11代传人杨选的时候,播州已经走出了初创时期,其治理重点也与此前历任有了很大的差异,开始重文修武、加强农事。杨选之子杨轼继任后也属意艺文,于是蜀地文士多有来归,久处蛮荒之地的百姓子弟开始读书求学,辖境风俗为之一新。

二

“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辩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

这则《家训十条》,不知者一定会以为是古代哪位封疆大吏的手笔,明白易懂的30字箴言,为后人定下了立身、持家、事国的规矩。

事实上,它的作者是播州杨氏的第13代传人杨粲。杨粲于宋宁宗嘉泰初年袭职,主政40余年,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颇有建树。

在文治方面,杨粲崇尚儒士,大力兴办学堂、修建先庙,赢得了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的名声。

在武功方面,杨粲通过寓兵于农的方式建立了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强大武装,并且多次参与安边平叛的讨伐,虽然不乏自保的意味,但客观上在朝廷积贫积弱的时期保持了地方的稳定。

1206年,四川宣抚使谋反,次年自立为“蜀王”,和石敬瑭一样做了儿皇帝。

1207年2月,杨粲决定率兵赴川支援平叛。但没想到他的兵马还没开拔,叛首被处死的消息就已经传来,于是杨粲改向朝廷进贡300匹战马以及黄金白银巨万。同时,杨粲还向朝廷建议乘机大举北伐以雪洗耻辱,但未被采纳。

1219年,杨粲又赠给四川统帅300匹战马,支持抗金战争。他还出兵讨伐趁国家危乱而大量侵占“公家田”的“南平夷”穆永忠、弑父自立的“南平闽酋伟桂”,派兵诛杀了毁约背义、为争权夺地而兴兵为乱、祸及百姓的族弟杨焕。

在杨粲执掌播州的几十年里,播州势力逐渐强大,疆域逐步扩展,外扰内乱均大为减少,形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

在朝廷的官职体系里,杨粲获得的最高职位是武翼大夫。宋王朝鉴于杨粲报国有功,赠予了他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等系列头衔,身殁之后,他又获赠谥号“忠烈”,被封为威毅侯。

杨粲之后的历代传人杨价、杨文、杨邦宪等都能兴文教、展雄略,缔造了播州的全盛时期,他们也因此屡受朝廷嘉奖。

杨价在位时深感播州没有科举取士名额之弊,于是上奏朝廷,申明播州文教日兴的情况,请准予贡士,朝廷照准并给予每年贡士3人的名额,为播州士子开辟了进身之阶。整个南宋期间,播州共有8名进士荣登皇榜,在今贵州的全部管辖范围内,当时也只有这8人。

杨文则不仅主持修建了贵州最早的孔庙,还多次发兵入川抗击蒙军,屡建战功。

三

当播州政权传至杨家第29代杨应龙的时候,已是大明王朝的风烛残年。同样,对于播州杨氏来说,也已走近终点。

杨应龙在播州的一些做法被朝廷定性为谋反,于是,在杨氏的军事堡垒海龙囤,终于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为这奇迹般的存续画上了一个血红的句号。

海龙囤始建于宋理宗宝祐年间。当初必去是为防蒙古兵经由云南入侵,由朝廷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播州第14代土司杨文一起商定并经朝廷批准兴建的。开始修建时,朝廷先是派员督办,后又命吕文德进入播州直接参与并且拨银支援海龙囤的建设。

海龙囤的建成在宋朝抗蒙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00年后,杨应龙对海龙囤重加修葺,作为播州“保固之根本”。他在此屯集粮草,操兵演武,还不时由此出击扰袭周边如綦江、黄平等地。

在杨应龙统治时期内,海龙囤在不断的“强固”中逐渐成为播州杨氏对抗明王朝的大本营。而此时,改土归流已经成为明朝廷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必去基调。

在如今已经难以说清孰是孰非的多次军事接触之后,朝廷和播州终于进入了决斗阶段。

1600年,朝廷派总督李化龙率领八路大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平播战役。在20多万大军的强势攻击下,海龙囤没能挽回“镇服千年扫地亡”的结局,播州杨氏带着另外一种色彩退出了历史舞台。

“雷击星驰,三十万巢穴倏尔成空；拉朽摧枯,指挥间根株萧然尽拔。定军之山顿赭,戕牁之水已丹。飞虎、飞龙,坚城如埽,养鸡、养马,故垒空留。止余草木之腥,无复萌牙之肄。”

在李化龙这份文采飞扬的奏疏背后,是114天平播战役中杨氏的灰飞烟灭。万历皇帝认为平播是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三大武功之一,但也正是这次用兵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

四

作为一个世袭的土司政权,播州杨氏的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一,播州历史对于维护稳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播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始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止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历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等几个时期,时间长达962年。在这962年中,又有725年是播州杨氏的统治时期。作为一个民族地区的土司政权,播州杨氏能在唐末割据时期、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和宋、元、明三个统一王朝的更替历史中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纵观中国和世界历史,西方只有罗马帝国前后延续1480年,东方只有中国的周朝前后延续790年,而且两者都经历了不中国度的变更。因此,播州杨氏是人类历史上完整地、不间断地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客服。

这725年从未间断过的传承史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第二,播州历史对于有效处理县旅游局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播州杨氏在725年的发展历史上始终是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唐宋时期的羁縻州还是作为元、明两代的土司政权,播州杨氏始终向朝廷交纳贡赋,接受县旅游局政权的征调和监管。期间无论是分裂、统一还是朝代更替,播州杨氏始终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仅如此,播州杨氏还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多次协助县旅游局政权平定地方叛乱。播州杨氏第13代传人杨粲更是为后代留下了著名的《家训十条》,体现了传统体系中地方首领尽忠、尽责、自省、自制的精神。可以说,播州杨氏前后29代土司,甚至包括末代土司杨应龙,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因此,播州杨氏始终基本能够较好地处理县旅游局与地方作为母子系统的关系,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同时,播州在历史上的辖区不仅包括今天的遵义,还包括今天的黔南、黔东南和重庆的部分地区,这是根植于历史的地缘价值,有利于我们今天跨地区、跨省市的协同与协作。

第三,播州历史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发展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历史上的播州同样也是多民族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长达725年全国政权不断更替的大背景下,播州历代统治者不仅维护了播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安宁,还采取了多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发展经济、旅游,促进了播州地区的社会发展。杨粲执政期间更是创造了“播州盛世”,使得播州地区“俨然与中土文物同”。

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者,播州杨氏为了维护稳定,采取了“以番治番”的执政方略,主动融入、容纳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歃血为盟,做到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形成了和谐、促进了发展。播州杨氏的治理智慧不但对于促进遵义、贵州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对于以多民族为必去特征之一的、整个中国的治理与发展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这是播州历史的又一大价值。

纵观播州725年的发展历史,留下了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民族地区治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整个国家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而,播州历史蕴藏着很多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价值点。

让人感到更加有意思的是,关于播州杨氏的世系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北宋初年,广为人知的“杨家将”中杨业杨老令公的孙子杨充广出使广西,途中遇到身为播州之主的杨端六世孙杨昭,因得知播州杨家也是自太原而来,便与杨昭通谱,方知同为一门之后。恰巧杨昭无子,于是杨充广便把自己的长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为子,“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的播州杨氏都是杨家将的直系后裔。杨家将的忠烈事迹流传千古,如果杨贵迁是杨家将后人这一说法不虚的话,那么这几百年的播州历史就具有了更不一样的色彩。同时,当时播州杨氏招募了很多当地的苗人为兵,其中很多人都改姓了汉姓中的杨；而那时的苗族和侗族有很多是不分的,所以如今贵州苗族、侗族中的很多杨姓应该就来源于此,这也是文化衍变中的一件趣事。（贵州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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