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简介

　　昭通：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大理，昭通，昆明），自古一直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素有“小昆明”之称。是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60年代以前都一直是云南第二大城市，近代云南的伟人全部出自昭通。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幅员2.3万平方公里。2001年8月撤地设市，辖1区(昭阳区)10县(巧家县、鲁甸县、永善县、大关县、彝良县、威信县、镇雄县、盐津县、绥江县、水富县)172个乡镇(办事处)。2004年末总人口524万人，有彝、苗、回等23个少数民族52万人。
　　 人杰地灵：昭通人几乎都是古代由于得罪太监而被贬了，发配到这里来的，每个昭通人的族谱上都有记载，祖籍大多是南京一带被发配过来的。和王阳明先生的经历差不多。伟人到了那里都是伟人，加上昭通的沃土孕育，近代云南的伟人几乎全部出自昭通，统治云南的也全部是昭通人。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昭通古称“朱提”、“乌蒙”，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便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是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为我国“古称“朱提”、“乌蒙”，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古“南丝绸之路”之要冲，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项，省级11项，市级34项，县区级206项，馆藏文物1.75万件。1935年2月，中央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中共中央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的要冲。近现代以来，这里曾诞生和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昭通，中共中央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区位特殊，地处要冲。昭通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称，处于昆明、成都、贵阳、重庆等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辐射的交汇点，位于国家规划的“攀西——六盘水经济开发区”腹心地带，是云南的北大门和滇、川、黔三省经济、文化的交汇重地。随着内昆铁路的建成通车，由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已具雏形。
　　 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昭通居于云岭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属典型的山地构造地形，山高谷深，海拔高差大，最高海拔4040米(巧家县药山)，最低海拔267米(水富县滚坎坝)。气候属亚热带、暖温带共存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12.6℃，年平均日照1900小时，年平均降雨量760毫米。
　　 钟灵毓秀，物产丰饶。这里青山育翠，黑土藏金，有资源“金三角”的美誉，开发潜力大。矿产资源种类多、品位高，已知矿产资源33种，现已探明储量22种。煤、硫储量居全省首位，其中煤炭储量165.82亿吨，探明储量102.27亿吨，昭通盆地褐煤储量达81.98亿吨，为我国南方第二大褐煤田。铅锌矿已探明储量166.92万吨。硫铁矿为全国五大矿区之一。有色金属为云南三大基地之一。水能资源富甲云南，水能蕴藏量为2080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1612万千瓦，国家在金沙江下游昭通境内规划有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三座巨型电站。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优质苹果基地，昭通苹果、天麻、杜仲、魔芋、花椒、苦丁茶等特色产品驰名省内外。
　　 昭通是一片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热土。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全市各族人民以加快发展为主题，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长足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45.67亿元，比上年增长12.14%；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97亿元，比上年增长23.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1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7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2%和10.5%；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67.18万人减少到39.98万人。全市主要发展指标创多年来的最好水平。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市委、市政府认真分析我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定了与全国、全省一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全市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基本消除贫困，为后十年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到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并力争有更大发展，达到全省中等发达地区小康社会水平，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法制建设更加完备，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良好，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委、市政府提出，在2020年前，把昭通建设成为云南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一、昭通历史文化悠久
　　 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务农”，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当了蜀王，号“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焚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常颔将李冰开凿的焚道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在今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运销，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昭通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这从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著名学者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学者对此碑纷纷进行过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其碑图、碑石、碑文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朱提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在今盐津县豆沙镇境内，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释文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上溯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中断中央政权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称“乌蒙”(阿猛)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