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国锦同志投来的这篇作品，已经有一个星期以上时间了。因为审稿和其他原因，我们延至今天才得刊出。文中所叙述的八宝山英雄们的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永远铭刻在苗族和各民族人民的心底。
酝酿风暴
话说清道光5年（1825年），威宁州遵化里（今赫章县境）有一户贫苦苗民生有一子，起名陶正春，又名陶虎，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在韭菜坪领导穷苦大众起义的领袖陶元帅。
陶新春还有一个兄弟叫陶三春，年纪比他小两岁。陶新春的父亲因被封建统治阶级土目地主折磨早逝，母亲王氏就改嫁到当地一个叫巴拉寨的熊家。改嫁后，王氏又生了一子，起名叫熊草果，后改名为熊万顺。陶新春家世代都是以机阿克安氏土目家的农奴。陶新春和弟陶三春随母到熊家后，继续过着悲惨的农奴生活。
由于终年服役，不能按时交租，所以常常受土目毒打。同时，新春弟兄三人还经常被派到威宁州和赫章汛为官吏、营军服苦役。苦难的血泪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使年轻气盛的三春兄弟愤愤不平。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全国各族人民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地处高寒山区，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的贵州黔西北各族人民，在清政府横征暴敛、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劳役等的盘剥下，各民族特别是当时的苗族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生活极其凄惨悲凉。
到了咸丰5年（1855年）初，从毕节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黔北桐梓县杨龙喜领导的各族人民义军，由遵义进入黔西北，开始对毕节县城进行猛烈的攻打。那杨龙喜和他的队伍视百姓为父母，还告诉群众说清朝的地方官吏及土目、地主都是毒蛇猛兽，并号召各族人民起来反抗，跟着他们一起打抱不平，还人间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那个时候，当了半辈子农奴并受尽地主阶级数不尽折磨的陶新春弟兄三人，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暗地商量准备干一番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杨龙喜的有力宣传，大大地激起苗族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加上陶新春弟兄积极开展的宣传活动，使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大众的反抗意识空前提高，武装起义的准备顺利进行。
从咸丰7至9年即1857—1859年，陶新春共用了三年的时间，全力以赴地做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领导的准备工作。历代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苗族人民，他们平时有受到欺压却无处申冤，很早就迫切指望有一天会逃脱人间苦难，解脱长期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自己翻身做主人。于是，陶新春根据自己对当前人们的心理状况，把革命的道理结合群众长期以来当奴隶做马牛的实际苦难生活教育人民，假托其母亲是仙姑，特地下凡来拯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只要大家共同一条心，一股劲进行反压迫斗争，就能打倒官府和土目，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这块大石头。这一宣传活动经历了两三年的时间，遍及威宁、水城、毕节各地，宣传效果非常好。凡听到宣传苗仙姑的人民群众，远近都来看仙姑“降仙说法”。陶新春对群众说：“凡愿意跟我去打毒蛇猛兽的，仙姑都要各发仙符一道，大家带回去听候召集。”于是来领取“仙符”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宣传鼓动工作顺利开展。
在三年的准备工作期间，陶新春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对起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第一次会议是在今水城、赫章两县边界的篙枝、义忠、窝皮寸三个乡交界处召开；第二次会议在韭菜坪召开；第三次会议是在今水城南开区双营乡召开的。会议确定了起义时间、地点和领导人。大家推举陶新春为苗民起义军的总统帅，陶三春、熊川帧、阿尤黑（原名张才兴）、项芝秀（女，本姓熊）、张项七、张项八、熊老大、祝万春、何玉祥、何玉堂、何五斤等为义军首领。会议还明确决定在韭菜坪整编举旗宣誓起义之后，立即分南北二路军牵制和进攻敌人，打击清军官吏和土目。
在起义之前，参会首领及群众制定了严明的义军纪律和拟定了统一的口号。义军纪律内容是：一切行动听从号令；下面（级）要服从上面（级）；全军要服从陶帅；不准欺负苗民；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调戏他人妻女；不准搜查百姓；不准进住民房、打扰群众；缴获武器要交公；没收的财物要拿贩济穷人；要团结各族人民；买卖不准赊欠；参军要以苗为首；军人不准擅自离队……等72条军纪。会议拟定了统一的口号，这些口号是：打倒官府，打倒土目，打倒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抗交租利，抗交赋税，土地公有，不作奴隶。这些口号，也是韭菜坪举旗起义的誓言。由于军纪严明，口号统一，使得义军意志空前坚定，行动极其统一，步调高度一致，始终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及其官吏和土目地主。
旗开得胜
咸丰10年（即1860年）3月3日这天，陶新春号召领有“仙符”的群众，各带武器、口粮到韭菜坪集中，准备举行隆重的降仙大会。这韭菜坪原属威宁州德化里（今属赫章县，位于青山、兴发两区交界），其山姿雄伟，气势磅礴，海拔近3000米。韭菜坪方圆180余里，成群山环抱九龙守卫之势，而峰顶有一片广阔草原，恰好容纳千军万马。据《威宁县志·地理志》记载：“九龙山在城东北130里，一名韭菜坪，一峰中峙，九岭环绕，故名，峰岭蟠曲。纵横80余里，又名九龙屯，九管藤萝为胜景之一。屯上四面峭壁，惟乌道一线通往来”。所以，此山为历史上军事家所选中。
话说陶元帅一声号召，早已按耐不住的劳苦群众纷纷从四周100余里之地风尘仆仆地汇集到韭菜坪来。一时之间，韭菜坪上彩旗飘扬，四野欢声雷动，共聚集了14000余人，其中主要是苗族。义军在韭菜坪露营3天，当作好了战斗准备后，队伍随即出发了。
义军在陶新春得力的统率下，由陶三春率领起义军先向以机、青兄、差朗三个土目发起猛烈进攻。以机、青兄两个土目听到风声，皆惊慌失措，事先逃往威宁州城，只擒获差朗土目进行惩治。当时正值毕节西里地主武装翟四龙率众对苗寨肆意残杀，各处跟着效仿欺压和杀害苗民。群众情绪怒不可遏，从此拉开了战幕。各地被苗民无不毁屋弃产，相继揭竿而起。昔日不可一世的地主豪绅见形势不妙，皆惊恐万状。豪绅李维帧在禀请县令转大定府（今大方县）告急，知府鲁经芳闻讯驰赴毕节企图招抚义军。然而苗族义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已经团结一致，抚亦不能散矣！
攻克七星关
在起义顺利进行中，陶新春等领导人认为有许多道路上的障碍必须扫清，否则就会威胁到义军的发展壮大。于是决定先在七家湾(今青山区白果镇)把威宁州西里团地主武装全部击溃，随即进军七星关。 主帅陶新春一声令下，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威宁州西里团地主武装进行猛烈的进攻。没费多少工夫，便顺利将七家湾拿下，苗族义军军威大振。
攻下七家湾后，陶新春随即命所有义军进攻军事要地七星关。这七星关为黔、滇、川三省的交通要隘，位于威宁州遵化里（今为赫章江南与毕节杨家湾之间）。七星关的河水湍急，而两岸是百丈悬岩，河上仅有铁索桥一线供人通行，是极其重要的天险军事要地。只要先拿下七星关，就等于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要隘，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而历来皆为军事家所把持。义军若不拿下这军事要隘，一切行动必受到敌人的牵制，进一步展开军事行动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陶新春等领袖经过商议后，便认为攻打七星关是很有战略意义的。于是主帅陶新春趁七家湾大捷对军心的极大鼓舞，立即进行对七星关的猛烈进攻。当时长官名鲁经芳探知义军已向七家湾进攻，于是急令威宁、毕节团练分别扼守野马川、平山堡和撒拉溪、长春铺等处，使之与七星关营守军联成一线，共同牵制和打击义军。
鉴于义军的自身实际，陶新春认为不可硬取，于是命义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义军领命后，便一举先攻下东路，又连克撤拉溪、长春铺，后攻西路的平山铺和野马川。
一时之间，各地团练纷纷溃败，义军则越战越勇猛。接着，陶新春便着手集中兵力围攻七星关。鲁经芳闻讯后，慌忙命瑞邑绅、赵国英、罗渊泉、葛树本等人星夜赶到省城请发救兵，随即由大定赶到毕节，命巴折坪、古打、史塌三土目向陶新春劝降，假言把以机土目所辖的七甲半土地给予苗民耕种为条件，妄图借此引诱和麻痹陶新春，以获得缓兵待援的时间。但由于三家土目知道义军的矛头指向，因而不想和义军发生冲突，只是把鲁经芳的文书辗转托人送达陶新春。于是新春和义军接到招抚的文书，深知这是敌人玩的缓兵之计，于是付之一炬，坚决执行攻打七星关的已定计划。
再说贵州巡抚刘源灏接到鲁经芳紧急报告后，便立即派遣威宁知州顾昆阳赶赴毕节与毕节县知事马应镗合谋进剿事宜，同时又通知云南省镇雄州迅速派兵进占骨董山，以便和进剿官兵互相策应。陶新春探悉敌情之后，随即命陶三春率领的部队迅速猛攻七星关，又派阿尤黑率领一支最强的苗民军向撤拉溪伏击清军援兵。话说顾昆阳接到贵州巡抚刘源灏的指令，立即率团练数百人气势汹汹地向七星关进发。而义军早就在路口上做好伏击的准备，待官兵进入包围圈，伏兵四处群起而击之。当即就击毙了知州顾昆阳，团练伤亡无数，随即就溃散了。义军则大获全胜，人心振奋。
撤拉溪阻击战胜利后，阿尤黑回师骨董山与陶三春合攻七星关。而毕节县知事汪金麟得知知州顾昆阳被击毙一事，便畏缩不前，继而被革职处理。后以马应镗复掌县事，又令刘翼墀带团练增援官兵。其刚至七星关，便遭受到的义军迎头痛击。刘翼墀的团练被打得流花落水不能支持，第二天只好灰溜溜地撤回。鲁经芳得知此消息，顿时怒发冲冠，非要把义军消灭掉不可。于是又派毕节豪绅周员、刘嘉藻、糜淑修等人，带领大批团练来犯苗族义军。义军早有所料，待团练至七星关立足未稳，便大打出手，亦击得团练溃败而逃。此时，由于义军的英勇奋战和几次胜利大大鼓舞了长期遭受欺压的贫民，长了义军的威风，使得许多人积极加入到义军中来，使其实力日益大增。当时大定、威宁、水城、平远、镇雄诸苗夷(彝)来者各半，男女约30余万人，从平山铺驻扎至鸦关绵豆八九十里远。同时今赫章、毕节两地的彝族、布依族群众亦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大定府汉族张油客也从喜禾里率众前来与苗民军会合共同攻打七星关，使义军实力迅速壮大，士兵们个个斗志昂扬。在义军的不断猛烈的进攻下，咸丰10年（1860年）12月，终于胜利攻克七星关，从而使通黔、滇、川三省的这咽喉要道掌握在义军的手里。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陶新春攻克七星关后，随即派阿尤黑率领一支起义军向水城厅（今水城特区）挺进，与祝万春等率领的苗民军会师。顿时，水城苗民义军声势大增，斗志风发，一路所向披靡，迅速占领了南开、大河、滥坝、玉舍、米箩、蟠龙等地。与此同时，义军随即向郎岱(今六枝特区)推进，归沙的彝族人民也纷纷加入了义军，并在郎岱围同心协力共歼清军500余人。
由于起义军占领七星关后，就掐住了黔、滇、川3省交通咽喉，因而清政府极其震惊，于是派遣得力干将，调集了云、贵两省的大量兵力，不怕损兵折将也要决心把七星关这块天险的军事要地夺回。当时清王朝钦差大臣兼署贵州提督田兴恕，他闻讯七星关已被义军占领，更是恼羞成怒，火急派参将李有恒率所部星夜出发，于咸丰11年（1861年）正月初六赶至毕节，督同威宁镇营兵纠合一起，并与镇雄滇军取得联系，举全力共同镇压义军，企图把义军消灭在他们的股掌中。由于苗族义军声威远扬，使李有恒心存畏惧，一时踌躇不前。所部延至十六日方出发，但刚抵达鸦关，就立即遭到义军的迎头痛击。
战斗开始时，义军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灵活的合围战术。李有恒所部见状，前锋皆退却不前。李有恒为振军威，便纵马直前。刹那间，义军飞骑迅速迎击，长矛直刺向李有恒。李有恒立即从马背上摔落地上，差点丧了性命。恰好云南都司高应选率部即使营救，李有恒方捡回一条命。义军趁李部乱了阵脚之机奋起攻击，打得清兵无所适从，自是走头无路，李有恒只好率残部逃窜回到毕节。
占据八宝山
经过七星关一个多月的阵地保卫战之后，义军主帅陶新春等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七星关虽然为军事家必争的重要地盘，但根据义军目前的实际状况，并不利于义军的巩固和发展。为了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以利于坚持长期抗战，并伺机歼灭敌人。为此，主帅陶新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中，有参加杨光宗起义队伍者认为可以率兵占据八宝山（又名猪拱箐）先立稳脚根，即可以占山为王。纵使清军万众，又奈我何？
话说这八宝山位于毕节西北47公里处，边境包括八座大山，三面均为绝壁，仅北面可攀，需取道青松梁子，爬五、六里方达山顶。其纵横90多里，环周约300余里。 此人建议开辟八宝山根据地的理由有四：一是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既可以据险攻守，又可以容纳万兵；二是杨光宗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曾驻扎于此，故群众基础较好；三是这里到处山峦起伏，林木茂密，有不少沟岔可辟为耕地，能够就地解决义军生活所需；四是从八宝山到风顶山、红岩尖山至海马姑，约100余里，可以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军事防线。
此建议一出，立即得到大会一致的认可。于是，陶新春决定分兵四路，暂时采取退避三舍的策略，实行战略性转移。第一路军，由陶新春统率约五六万人，退据遵化里的风顶山和红岩尖山，主要负责筹划并开辟猪拱箐根据地；第二路军，由陶三春统率约七八万人，向仁育里的五股田坝进发，主要任务是威逼、牵制和阻击清军的主力部队；第三路军，由张项七、张项八率领约三四万人，回据宣化里之海马姑，目的是阻击云南和威宁的所有清军，同时向归化里和镇雄扩展义军的阵地；第四路军，由何玉祥率领约一二万人先回到水城，任务是去联合祝万春等领导的苗族义军力量一起围攻水城厅。
当时，清军由于兵少力量不足，根本不能分追义军，于是仅分兵两路进逼一、二路军。参将李有恒部追至五股田坝时，被义军接连击败。而高应选统率所部进逼另一路义军至风顶山，立即遭到义军迎头痛击，并将滇军全部击溃。在战斗中，都司高应选受伤落地，于慌乱之中逃回城内养伤，敌军气势受到极大的挫伤。
为了协调好义军内部各方关系，进一步巩固这块根据地，陶新春率领义军到达八宝山后，便明智地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首先，他带领义军共修建了房屋三万余间，并把义军的家属全部都迁到根据地居住，以稳定军心和扩大兵源；第二，对各族义军住地作了区划，即以大路为界，半山以上为内营，由诸苗族义军及家属居住。半山以下为大营，由白夷（彝）、土僚、龙、仲、蔡家等混杂居住。苗为首，但白夷（彝）等参与一切军事决策；第三，分田到户，发展生产。凡苗民军占领之地，都把土地分给群众，谁种谁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保证义军粮食的自给；第四，发展生产，开展经济贸易。由于敌人采取经济封锁，严禁客商进入根据地贸易，因而使铁制农具、食盐、布皮和其它日用品成为严重问题。义军通过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从外面调进各种商品，并派人与客商联系，引导他们从偏僻小道进入根据地，以进行商品交易。使各种生活生产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根据地。
后来，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直接控制了赫章汛市场，贸易更加方便，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义军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以致各族大小村寨星罗棋布，总人口达到十余万人。军事、人口、工商、农业等等，皆盛极一时。高举太平军战旗 在义军开辟了八宝山根据并与清军相持不下之际，即咸丰11年（1861年）春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将曾广依、张遇恩率部由平远（今织金县）开始进逼大定。清军闻知皆大惊，忙从风顶山兼程回守毕节县城。陶三春见状，随即于3月30日尾追至毕节城外。第二天清晨，义军与太平军相遇，于是相互联合作战，由苗民义军扼守北镇关，以与太平军成犄角之势。
由于与太平军的联合，一时间使义军力量大增，各个斗志昂扬。攻城开始后，战斗就打得异常激烈。云南都司高应选亲自站在城上指挥，被太平军自街房窗口描准发炮击中，高当场被毙命。田兴恕闻讯毕节被围困，立即命令副将周学桂统率杨、梁、王三镇营兵尾追太平军。至沙子哨、头铺桥途中，遭太平军和陶新春的回师痛击，顿时大败而逃。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李福酞从金沙江率部三万余人经滇东北向广西转移，并于五月到达八宝山。太平军李福酞所部到达八宝山后，受到苗族义军领袖陶新春的热情接待，并为之代筹粮草，资助回师广西。离别时，李福酞赠给苗族义军许多枪炮，并留下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以指导义军建筑工事和使用枪炮技术，并教授击刺武术、守御之法以及号令虚实等军事知识和技能。同时，太平军还指导义军在红岩尖山设置兵工厂，用以制造武器。又根据八宝山的险要地形，帮助义军生产防守武器“石火轮”，协助苗族义军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守哨制度。
由于受到太平军的良好的影响和引导，陶新春毅然举起太平天国的旗帜，启用石达开颁发的“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篆文印信。其手下以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和姬斋先生(彝族，今古达区人)为军师，分管发布告示和教读职务。分别封陶三春为大王，古老四、赵四为元帅，熊万顺、杨应再、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族)、罗全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即顾老四)为经略，熊二、梁八大为掌柜。此外，还有宰辅、巨卿、礼师等官职，分掌军政事务。义军中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使其从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起义队伍，逐步发展为一支有较高军事素质的能够经受各种严酷考验的正规军。
八宝山保卫战
同治5年（1866年）4月，清帝下“谕旨”，调云、贵、川、桂、湘五省兵力“会剿”猪拱箐。并指定云贵总督劳崇光专负其责，所需粮饷、武器，概由四川总督骆秉章统筹支应。劳祟光报经朝廷得旨准以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为统帅，指挥五省军队和团练“越境专征，大举平苗”。并以云南巡抚刘岳昭驻黔西，贵州提督赵德昌驻安顺，牵制岩大伍黄旗军，以及黔北号军和黔西南回族白旗军，以截断猪拱箐的外援。
陶新春根据敌情进行防御部署：一面在根据地添筑营垒，扼守要隘；一面飞调陶三春由滇东和川南回师，并与附近地区义军联系，彼此互相接应。黔北号军将领岩大五率部3000余人，绕道川南速达海马姑；岩大五和水城祝万春、大兔场何玉祥等人，都派队伍到猪拱箐参加保卫战。对根据地的青年男女，也组织他们迅即归队参加战斗。
同治6年(1867年)2月，云贵总督劳祟光、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滇、湘、黔、川等省官兵数十万对义军进行“会剿”。岑毓英由镇雄到毕节，调集大定、威宁、镇雄、毕节各地土目数十家，或捐粮，或随剿；同时派员到各府、厅、州、县筹集捐款。其进攻计划是，黔省兵练进剿海马姑，而样本人则督率滇、川两省兵练，分头从吴家屯、二龙关向猪拱箐进攻。余文说：“清军连营172座，大军数万，益以各土目家丁，并各地团练，为数将近十万”，对起义军根据地重重包围。同年五月，岑毓英派总兵王丕烈率领云南、广西两省地主武装，进犯红岩尖山，在赫章汛遭到义军的顽强阻击。王五烈一面向岑毓英求援，一面驱使土目安中华的狗腿伪装猪拱箐军混入红岩尖山，里应外合。6月，红岩尖山失守，猪拱箐与海马姑的联系被敌截断，保卫根据地的主力战，便集中在猪拱箐周围展开。
在猪拱箐保卫战中，石火轮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在战斗中，待清军逼近山脚时，义军从山顶把石火轮推下，接着以马队、牛队随后冲进敌营。太平军与义军并肩战斗，“共同推轮而前，力战竞夜”，清军大败而逃。仅5月3、4两日，起义军就摧毁清军营垒20余座，杀死官兵400余人。清军遭到失败后，采取挖沟的方法抵制石火轮，把猪拱管周围挖了一条所谓“万里壕”。同时还由壕沟向上挖掘地洞，企图用地雷爆破义军营垒。而义军又从山上挖沟，把水引下山脚灌入敌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激战中，多是短兵相接，清军先锋都穿铠甲，交锋时义军往往失利。根据地的人民把铁器集中起来，献给义军，星夜赶制大刀，组织突击队，以大刀手为先锋，分扑官营垒，目不仰视，以大刀猛砍敌人双足，官兵死伤甚众。猪拱箐保卫战经历了半年时间，义军遭到惨重的牺牲，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根据地陷落
话说岑毓英的军事进攻惨遭失败之后，便改用政治讹诈的手段，积极召集各地土目、豪绅齐集军营中，共同策划并施展了一些毒辣的阴谋诡计。毕节县豪绅周员为黔军总兵李有恒献策，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尽量削弱和麻痹义军的斗志。土目安履宪为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献计，派狗腿苏双保(小名苏老五)、杨玉科混入义军内部，秘密报告义军的布防情况，并与官兵进行里应外合。岑毓英充分掌握义军的情报后，对狗腿继续利诱，派遣其又潜回八宝山，并定于次日晨以鸣枪为号，一起发动对义军的总攻。
次日临晨，岑毓英调动全部兵力，按照里应外合的暗号，下令全军发动总攻击。一时之间，清军蜂拥窜入八宝山防线内。陶新春、周国瑞、熊万顺等人率领义军与敌人展开巷战肉搏，杀声惊天动地鬼哭狼嚎，在激战中歼灭清军无数。但是由于要隘全部丢失，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战斗最终失利了。陶新春、周国瑞、杨应再、熊草果、熊万顺、梁八大等力尽被俘。陶三春等人则从煤洞坪杀出重围，迅速向海马姑转移。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1867年7月20日），八宝山根据地最终陷落。
再说防守海马姑的张项七、张项八、项芝秀等苗族领袖所率义军与八宝山同时遭到敌人的疯狂围攻。八宝山根据地陷落时，他们正与敌人相持，形势十分危急。陶三春、顾朝礼率部加入战斗之后，军威方重振，在清军集中兵力进攻之下，他们又坚持战斗了二十多天，直到1867年八月十八日失守。军师姬斋先生和张项七于阵前牺牲，张项八等人因力竭而被俘。陶三春、杨玉芳、杨二、顾朝礼、古老四一起率部杀出重围后，立即奔赴八宝山救援，策划集中力量继续战斗，但在管沟途中遇伏被捕。陶新春、周围瑞等被俘后，押解黔西州城。陶三春、顾朝礼、古老四、张项八等则被解到毕节县城。九月初，这批敢作敢为的苗族起义领袖，分别在黔西、毕节两地英勇就义，把热血和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为民族生存、自由和发展而战的伟大事业。
精忠喋血
八宝山根据地陷落时，部分义军奋起突围。后来，这部分突围出来的义军有的加入了岩大五领导的义军，在安顺、兴义两府属地区同敌人继续战斗了四、五年的时间，直至1871年岩大五牺牲为止。有的就在根据地潜伏下来，对派驻八宝山的清军进行各种打击，继续坚持战斗了4年。有的加入了由罗幺大率领的有大批布依族、彝族、汉族人民参加的义军，以毕节县属的观音洞为据点，在毕节、大定等地区坚持了4年的斗争。有的则又加入了祝万春、何玉祥、阿尤黑领导的义军在水城继续开展斗争，直到同治9年（1870年）12月岩大武由普安回师水城，同祝万春、阿尤黑等商讨进攻威宁州城。至12月18日由阿尤黑率领先遣队于前，岩大五率大部队于后，当夜驰至城下，城内则毫无防备。二更时分，义军先用火攻，随即大队人马乘势冲入城内，一时间义军里应外合，围住清兵就挥刀砍杀。知州篙年、副将马宗骏、游击周飞熊慌忙携带家眷逃出南门渡海藏入大桥头塘涌珠寺内。威宁镇总兵万化林身负重伤后被俘，但由于未被义军识破，于28日趁义军疏忽之机狼狈逃脱。义军入城后，积极开仓赈济饥民，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许多人还踊跃参加了义军。义军在城里驻扎3天，22日便分兵两路转移。岩大五、祝万春等率大部队撤回水城厅，扎场坝过除夕。同治10年（1871年）春正月初三日，义军拔队走郎岱欲赴永宁。三日后行至黑塘，不幸被总兵邓有德截击打散。
与此同时，阿尤黑率领的另一支义军向辅处(今威宁羊街区与赫章可乐区交界处)转移。清政府获悉后，立即调集大量官兵和地主武装前阻后击。由于寡不敌众，阿尤黑便率部转移到老鹰山(今属云南彝良县树林乡)，与当地苗族义军商定攻打彝良后转战川南，然后折转黔西北配合潜伏于八宝山的苗民军，共同对派守义军根据地的清军进行回击。他为了告诉亲人关于自己的近况，并准备在老家进行扩充兵员和补充武器，于是悄悄返回老家(葛布)。当他们行至立碑垭口（今葛布、可乐两乡交界处）时，不巧碰上尾追的清军。由于叛徒的出卖，阿尤黑不幸被捕，随后被解到威宁州城。同治10年（1871年）春，这位曾经令敌人胆战心惊的英雄在威宁城东门从容就义了。
这次经历了12年之久的黔西北苗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虽然在清政府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作为太平军在黔西北地区的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却沉重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势力，他们的英雄形象至今仍铭记在苗族人民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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