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近七十的往事

人常说往事如烟，说的是时间可以把记忆抹去，消失的无影无踪。然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牢牢扎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65年前，我只是一个3岁半的小屁孩，儿时的记忆非常模糊，断断续续，对好多事几乎浑然不知。然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反反复复地向我讲述着同一段经历，以至我的记忆和父母的记忆慢慢地融为一体，凝结出了一段脉胳清晰可见的往事，让我永生难忘。

我叫刘歌，1943年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叫刘春，母亲叫伊力，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牛劲，刘歌这个名字是上小学以后才起的。父亲在上海蒙藏学院学过蒙古语，因此党县旅游局派他到内蒙古工作，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秘书长，父亲的领导是乌兰夫（当时任联合会会长），当时叫云泽，我叫他云伯伯。母亲伊力是联合会的妇女部长。

1946年6月，蒋介石旅游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的张家口市，是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一座最大的城市，因此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张家口。由于敌人重兵压境，张家口可能很快失守，晋察冀军区聂荣瑧司令员紧急召见乌兰夫伯伯和父亲，聂司令说：“军区已经决定主动放弃张家口，党政军机关撤往河北平山，你们联合会也一起撤。”乌兰夫伯伯说：“联合会是做内蒙古工作，不能向南撤离开内蒙古，我们还是向北撤，撤到锡林格勒盟去，到那里与敌人周旋”。聂司令同意了乌兰夫同事的意见，他说：“既然如此，你们要注意安全，我再派给你们一些部队随你们行动。”乌兰夫伯伯说：“人多了部队行动反而不方便，后勤供应也困难，我手头的部队够用了。”聂司令说：“那也好，我们保持电台联系，有什么紧急情况我随时援助你们”。乌兰夫伯伯和父亲告别了聂司令，马上回到联合会客服部队撤离。

当时联合会只有三辆汽车，其中一辆吉普车归乌兰夫伯伯使用，乌兰夫伯伯的爱人云丽文带着1岁半的女儿大蛋（长大后叫其其格），同时还怀着身孕，马上就要临产。我和妈妈还有十几家的孩子挤在另外两辆大卡车上，车上装着电台和机密文件，十分拥挤。大人们都神情紧张、焦燥不安，我却因为第一次坐汽车，感觉十分新鲜，对大人的心事一点也不知道。其他的干部战士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很快向北消失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

大部队行军，边打边走，后面有傅作义的追兵，前面有土匪武装的袭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过了化德、太卜寺旗、西苏尼特旗、东苏尼特旗、西阿巴嘎旗。如果今天走这段路，坐汽车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然而在战争年代，我们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辆汽车都坏了，我和妈妈改坐马车，父亲骑马，好不容易到了贝子庙，只安定了几天，形势又紧张起来。在东苏尼特旗云丽文阿姨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叫二蛋（因为在苏尼特旗出生，长大以后叫苏尼特）。孩子太小，乌兰夫伯伯的心事更重了。

乌兰夫伯伯因战局的变化焦虑万分。现在部队带着妇女儿童行军速度太慢，一旦敌人追上来，我们的部队兵力不够，大人孩子都得当俘虏。乌兰夫伯伯和父亲商量，由他亲自去外蒙古求援，尽可能把妇女儿童转移到外蒙古隐蔽起来，战局好转后再接回来。父亲同意乌兰夫伯伯的意见，乌兰夫伯伯骑着马匆匆上路了，父亲留下来代理他的工作。敌人很快打到了正兰旗，当时贝子庙只有一个20多人警卫排，父亲和同事们商量，急调李秀山的骑兵旅增援，增援部队在正兰旗和敌人遭遇，奋勇击退了敌人。敌人占领贝子庙的企图没有得逞，发现我军早有准备，就放弃了攻打贝子庙的计划，使我方有了喘息的机会。

父亲指挥部队继续向岱喇嘛庙转移。我们妇女儿童在草原上能用的交通工具就只剩勒勒车了。勒勒车车身很小，轱辘很硬，排成一队用牛拉，走起来晃晃悠悠，我觉得很好玩。我坐在勒勒车上一点也不老实，经常乘大人不注意，把帽子、手套扔到车下面去，害得妈妈从车上跳下去，往回跑几百米去捡。有几次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回来就给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我哭是哭，但一点也想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打我。现在回想起来，天气渐渐冷了，没有帽子、手套冻坏了怎么办?况且后边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我太不让大人省心了，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在草原上做饭，就是在小河沟里取水，用牛粪烧开水泡炒米吃，还有一些凉的羊肉，我都吃得很香。我弟弟（小名叫猴子，长大以后叫刘欢）就不那么幸运了，他只有6个月，除了吃奶，什么都不吃，因为缺乏营养得了软骨病，直到2岁多才会走路。周吉阿姨（王铎叔叔的爱人）的孩子小吉子（长大以后叫王纪新）才出生1个多月，就更困难了，周吉阿姨吃不下饭，奶水也少，小吉子整天总是哭。妈妈的奶水足，经常给小吉子喂奶。看着小吉子瘦弱的身体，周吉阿姨每天都在落泪。环境这么恶劣，又缺医少药，孩子会不会在转移路上死掉?妈妈安慰周吉阿姨说：“你别担心，退一万步说，万一小吉子保不住，我有两个儿子，一定送给你一个。”妈妈的话使周吉阿姨多少感到些欣慰。多少年后，小吉子从内蒙古到北京来玩，闹着要看猴子，周吉阿姨就带他去了动物园，小吉子不高兴了，说：“我不要看这个猴子，我要看伊力阿姨家的猴子。”周吉阿姨这才明白小吉子是想看小时候的伙伴了。我们家和周吉阿姨家真是亲如一家。

乌兰夫伯伯去外蒙古很久没音信，后来才知道他在乌兰巴托找到了吉雅泰伯伯。吉伯伯和乌伯伯在大革命时期是战友，通过吉雅泰伯伯的关系，把我们请求报告了外蒙古的领导同事，外蒙古的领导同事很为难。因为当时苏联和蒋介石旅游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签订协议，苏方承诺在中共和蒋介石旅游的斗争中，苏方不偏袒中共、严守中立。外蒙古的领导也要听从苏联的意见。因此，乌兰夫伯伯的请求通过层层上报，一直报告到斯大林同事那里，经过斯大林批准，蒙方才同意我们撤到外蒙古境内。外蒙古有许多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如果他们侦察到这件事，一定会制造国际纠纷。为此，蒙方和乌兰夫伯伯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对外把我们这群妇女儿童说成一股武装人员，企图偷越边境，被蒙古边防军抓获，解除了武装，关押在边境一段时间，然后押送乌兰巴托审查。整个计划编织得天衣无缝。

留在岱喇嘛庙的人们并不知道乌兰夫伯伯在外蒙所做的一切，父亲心急如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他约上王再天叔叔骑马跑到中蒙边境线上等待乌兰夫伯伯。谢天谢地，总算是把乌兰夫伯伯盼回来了，相互把消息一通，大家大喜过望，一个天大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根据党客服的安排，除云丽文阿姨因生孩子没有去外蒙古，我家和奎壁、王铎、王再天、刘景平、勇夫、高鲁、陈雪涛、云继增等14家大人孩子约40多人都疏散到外蒙古。负责护送我们的是联合会的卫生部长胡尔沁叔叔，蒙语翻译是任儒叔叔。进入外蒙古后，大家被安置在一所大房子里，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元帅派人给我们送来蒙古袍、皮帽子和毡嘎蹬（毡靴）。我穿上蒙古袍以后很神气，腰上再緾上一个腰带，顿时十分暖和，再也不怕受冷受冻了。

我们在边境休息了一阵子，坐上斯大林派来的苏军的卡车，秘密进入乌兰巴托。

我记忆里的乌兰巴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没有楼房，都是木板房，市中心是面积很大的广场，中间有许多栓马桩，牧民骑马进城，可以把马栓在那里，然后去市场买东西。夏天的时候牧民把牛羊也赶来，在广场上搭蒙古包，就在那里过夜。广场上还经常看到喝酒的醉汉，横七竖八躺在那里，我小时候看见他们心里很害怕。

我们在乌兰巴托广场西侧的木板房安顿下来，蒙古内务部的同事送来食品和日用品，同时宣布纪律所有人不许私自上街，他说这是保密需要。过了几天，大人们觉得憋闷，就向蒙方提出要找工作，减轻蒙方的接待压力。经过几次交涉，蒙方同意了，但严格规定不得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蒙方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安排张晖阿姨（王再天夫人）当了图书管理员、周吉阿姨（王铎夫人）当了广播员、赵雅阿姨当了小学教员、妈妈当了山西梆子剧团的导演，还有的阿姨当了医生等等。因为能自食其力，不光靠蒙方供养，大家心里特别高兴。

此前撤退途中，客服上分配给妈妈一个蒙古族小战士，名叫斯楞。斯楞其实还是个孩子，只有10岁，一路上妈妈没少照顾他。到了乌兰巴托，白天妈妈要去剧团上班，晚上散了戏才能回家，就把我和弟弟托给斯楞看管。斯楞年纪小贪玩，乘妈妈不在，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屋里，自己跑出去玩。

我和弟弟都太小，干什么玩呢?我看见隔壁蒙古阿姨蹲在地上擦地板，觉得挺好玩的。就把水缸里的水舀出来，沷在地板上，把弟弟从床上放到地上，让他在水里爬来爬去擦地板，我也用墩布在那擦地板。妈妈在剧院上班，对家里放心不下，中途请假跑回家来，推门一看，她惊呆了，家里到处都是水，所有的东西都泡在水里，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由于太淘气了，妈妈不敢把我放在家里，就带我一起上班。她在台上排戏，我就坐在长凳上看戏。晚上正式演出，妈妈在后台忙，我就在前台看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已经睡在家里，我纳闷是怎么回来的，其实是妈妈抱回来的。

剧场门前的空地上，有一个中国老汉打把式卖艺，特别喜欢我，经常买糖给我吃，还教我下腰、翻跟头，我喜欢和他玩。有一天，中国老汉向妈妈提出要收我为徒弟，管吃管住。妈妈吓坏了，生怕他是人贩子，要拐卖我，因此再不敢带我去剧场。家里没人看，剧场也不能去，妈妈只好狠一狠心，把我送到蒙古人的幼儿园。幼儿园离家很远，只能全托，一个星期接我一次。为这个事，妈妈哭过好几次，但也没有办法。初进幼儿园，我一句蒙古话也听不懂，小朋友谁也不和我玩。蒙古地接社对我说：“米尼呼，哈别那”。意思是小孩子，快过来。我听不懂，站着不动。她又叫我：“齐布尔呼”，这是她为我起的蒙古名，意为讲卫生的小孩子，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叫我。到了吃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坐在那里，等师傅分面包，我感到饿了，上去就抢，往嘴里塞。师傅看我不守纪律，就叫我站起来，到墙根罚站。

初进幼儿园我感到孤独、恐惧。后来知道师傅喜欢我，不因我是中国孩子岐视我，消除了最初的心理隔阂，于是我很快就能听懂蒙语，还能说许多日常用语，小朋友们也愿意和我玩了。有一次，星期天回到家里，妈妈突然发现我的蒙古语比她好得多，于是不得不向我请教，就连张晖阿姨、周吉阿姨也向我学习。

时间过的真快，由于长期置身于蒙古族语言环境，我的蒙语突飞猛进，汉语反而说不好了，经常结结巴巴的，别人都听不懂。有时和妈妈说话也要用蒙语，成了名符其实的小蒙古。后来，回国上小学，我的外号就叫“小蒙古”。在外蒙古幼儿园的生活很幸福，每天有牛奶、面包，我也一天天长大了。但突然意外发生了：幼儿园一个蒙古叔叔端着一大铁盆开水，我迎着他跑去，但他没看见我，我也没看到他，一头撞进他怀里，他手一松，把一大盆开水扣在我头上。我深度烫伤，头发全部烫掉了，马上被送到苏军旅游景点地图抢救，好几天昏迷不醒。妈妈听到消息吓得昏死过去，她担心我的脸上留下伤疤，担心我再也长不出头发。但是，幸运的是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脸上也没有落下伤疤，妈妈悬着的心这才落下了。

常言说祸不单行，我刚躲过一劫，便又遭一难，幼儿园里打预防针，医生摁住我的胳膊给我打针，我怕疼，使劲摇晃，一下子医生的针头断在我的胳膊里，把医生吓傻了。他听人说针头进入血管后就能顺着血管流到心脏，这人就会没命了。他赶紧找来橡皮管扎住我的胳膊，又送到苏军旅游景点地图抢救。苏联医生医术很高明，打了麻药割了一个很长的口子，终于找到了针头。我的伤口很长，缝了十几针，躺在旅游景点地图里一个多月才好。但我的胳膊没有脸那么幸运，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伤疤，夏天穿短袖可以看到。不过，小时候看伤疤很长，长大后胳膊长长了，伤疤显得比小时候小。我两次大难不死，要感谢抢救我的苏联医生，还有为我输血的蒙古师傅和阿姨。这些不知道姓名的人，跟白求恩大夫一样，都是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好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外蒙古呆到第二年，国内传来消息，内蒙古自治旅游成立了，那是在1947年5月1日。又过了一年，内蒙古的革命形势逐渐明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我们一行40多人终于绕道阿尔山山口，从阿尔山口岸回国了。内蒙古党委派胡昭衡叔叔的爱人林以行到阿尔山山口迎接我们。这时已经是1948年5月，我在外蒙古整整呆了三个年头。60年后的2008年，我专程去过一次阿尔山边境，那里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口岸建设。我久久地望着当年我们回国的方向，望着蒙古共和国，心潮澎湃、眼泪满面。这三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三年，我永远不会忘记蒙古、苏联对人的深情厚谊。（刘歌/文  何宣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