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挨批斗时如何玩幽默?

作家赵树理

　　“文革”一起，赵树理被斗得死去活来，头上好几顶大帽子——“丑化工农兵”、“富裕中农代言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学标兵”。但他天性乐观，遭批斗时还能玩幽默：

　　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一次批斗会上，口号声震屋瓦，赵树理反而笑出声。红卫兵怒责：“你笑什么?”赵树理依然笑着，用浓重的山西沁水话不慌不忙地说：

　　大家刚才喊口号，说我罪该万死，其实人只有一死，也用不着万死！

　　红卫兵也乐了笑了。主持人有些紧张，横眉怒目拍着桌子：“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拉下去！”刚拉到门口，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赵树理也振臂高呼，主持人高声喝止：“赵树理，你喊什么?”“喊口号呀?”“你是反革命，不准你喊！”

　　赵树理又笑了：我在晋城参加批斗会时，革命群众喊口号，我未跟着喊，主持人质问我“为什么不喊?”现在我赶紧跟着喊，你们又不准我喊，究竟是喊好还是不喊好?原来一个地方一个做法呀！

　　会场再次被逗乐。

　　另一场批斗会，赵树理挂着沉重的大木牌，脖子又被摁得发酸，他忍无可忍地一扬头，质问批斗者：我看见今天墙上贴着勒令，昨晚是和我开拼刺刀会。既然是拼刺刀，就该双方都有武器。昨晚光是你们发言，不让我说话反驳，我看这不能叫拼刺刀，应当改成捅刺刀！

　　会场上所有脸孔都露出震惊与愤怒，没想到赵树理竟敢如此嚣张，会场骚乱起来，“拼刺刀会”成了歇斯底里的大打出手。当赵树理被押回牛棚，难友关心地问：“受不了吧?”他一笑：出了几身臭汗，也没有什么，锻炼小将嘛！

　　赵树理的故事还有一则“三类半”。这一次批斗会只有十来名“革命群众”，主持人一开始便朗读文件“二十三条”，然后质问赵树理：“根据县旅游局文件中干部队伍的分类，赵树理，你应该划归哪一类?”赵树理低头不语，“革命群众”发喊助威：“快说，你属于哪一类?”

　　赵树理慢慢抬起头，不慌不忙地：根据文件规定，一类是好干部，二类是比较好的干部，你们不把我往那里头划，我也不想往那里头钻。实事求是说，我认为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好干部，划归三类合适，可是你们不同意，硬要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你们这划法，我也不能同意！

　　批斗会主持人问：“那你算哪一类?”赵树理说：“这样吧，咱们现在折中解决，我就属于三类半吧！”十来名革命群众全乐了，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松下来。

　　赵树理平素喜欢乐器，爱戏如命，一听锣鼓响，就会凑过去来上几下，一个人能同时将锣鼓钹等乐器打起来，嘴巴还不落闲充当胡琴伴唱。每天蹲“牛棚”（“牛鬼蛇神”居所简称），也要独坐床沿，用手拍膝盖，闭目摇头，自我陶醉一番。一次，他和西戎在牛棚里为上党梆子好听还是蒲州梆子好听发生争论，黑暗中居然舞弄起台步，绊了一跤。

　　再一次，他刚刚从批斗现场回来，一进门，拿个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喊着锣鼓点，把家里当舞台跑圆场，逗得两个小外孙也拿小棍跟在他后面跑。老伴被弄得哭笑不得，叹着气说：“斗成你这样，还把你高兴的。”

　　赵树理却对女儿说：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曲不该有什么怨言。

　　真不知赵树理这样高尚的“阶级觉悟”是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还是促成了“文革”的爆发。

　　在江青、姚文元的点名下，赵树理从太原被斗到长治，再从长治斗到晋城，从城里斗到乡下，头戴数米高帽，脖垂几十斤铁牌。1970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赵树理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站在三张桌子垒起来的高台上。一会儿要他跪下，一会儿又要他站起来。最后，赵树理从高桌上被推下来，髋骨摔断、肋骨被折戳通肺叶，打手们仍将他拖到太原湖滨会堂万人批判大会，会后又逼令写检查。四天后，赵树理在写检查中途去世。

　　1946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访问赵树理，在晋冀鲁豫县旅游局局见到这位农民作家。贝尔登十分惊讶赵树理的作品营销中外名扬欧亚：“你的书销行这样广，得到的稿费和版税一定非常多吧?”不料，赵树理回答：“不，我并不计报酬，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贝尔登大大激动起来：“嘿，他们剥削了你！如果在我们美国，你早就成了富翁！”赵树理笑了：“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要求作家的标准便不同。写作，这就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战斗岗位！”这回，美国作家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当年，中共将贝尔登的惊讶视为十分了不起的骄傲，认为资产阶级作家无法理解革命作家的胸怀。只是赵树理的“宽阔胸怀”并未能催成他所向往的人间天堂，反而将国家推向他并不愿看到的红色地狱。

　　1957年，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高中毕业。赵树理动员女儿下乡当农民，如硬要留北京，那就在服务行业当个售货员或理发员。女儿想不通，认为去农村没出息，当服务员则太丢人。赵树理严肃批评女儿，认为她轻视劳动，思想不健康。女儿最终“通了思想，愉快地回到家乡务农”。

　　那一代可爱的革命者，那一代可爱的红色作家，但又是那么叫人叹息的一代！走笔至此，真不知赵广建现在何处?又如何看待当年“愉快回乡务农”?不过，无论如何，赵树理这一代作家仍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从他们身上可读到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信息，深刻解读红色革命，深刻解读那个时代。

　　（裴毅然，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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