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星期

  (上接10版）

 样鉴定书画》中所说：“一位书画家的作品，既有早期、中期、晚期之别，有的甚至一期中尚有许多不同的阶段，因而出现不同面貌……即令是真迹，也还存在着优劣问题。遇到某家的一件书画，要分辨出它是代表作，还是一般的作品，或是较差的作品。作为一个鉴定工作者，把某家较差的作品看成是代表作，固然不妥；将它否定，看成是伪作，也是不对的。”并且“历来对书画真假好坏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而鉴定之难，或许也正在于此。所以，《木雁斋笔记》中的有关分析，不仅尤见作者心得，且每每长人识见：

  苏轼书《杜甫桤木诗》卷：“此书与东坡它作差有不同，疑早岁所作。”

  黄庭坚《君宜帖》：“此帖秃笔写，结体亦欹侧松散，山谷传世书札中之最次者，然真迹无疑。纸亦渝疲。”

  米芾《林和靖诗跋》：“米书不甚用硬笔，此却是紫毫笔写。用笔槎枒倔强，无蕴藉之态。余好米书，而于《珊瑚》、《鹤林庵》及此帖，几欲诋为恶札。”

  崔白《芦雁图》轴：“此图石法甚古，惟芦雁虽工而乏生动之趣，与《双喜》、《竹鸥》二图不同，或早年之作未可知也。”

  而类似的情况，在书画鉴定中，可谓形形色色，时见例外。劳继雄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2月）中，也曾记当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鉴定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赵孟頫《行书诗（秋兴四首）》时的情形，同样开人眼界：

  开卷之初，徐邦达看伪；展之后，又改真。此字极似赵孟坚，是赵孟頫早年所书，无怪乎赵氏自叹：“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可见书画鉴定之复杂。

  此外，张葱玉先生对倪云林几件名作的品评，似也颇有耐人寻味处：

  《六君子图》轴：“此图三百年来称为名作，然以画论之，于云林诸作中殊非上乘，特以有大痴诸题增重耳。”

  《容膝斋图》轴：“此图于云林诸作中虽非至上者可比，要亦佳作；且长题书法精妙，尤可爱玩。”

  《秋亭嘉树图》轴：“此图笔墨腴润，点叶树及苔点虽小点，而具凝重之感。亭后芦丛尤佳，坡石远山不作折带皴，颇与云林它作不同。自题行书六行，在右上角，淡墨书，书法亦少异，盖此宋纸极光滑故也。以此知纸墨之于风格变化关系如此，即如远山，便有北宋气息。此幅非深知倪迂者不能识，即鉴家中亦不乏其人，故著以告后之览者。”

  三

  纸（绢）墨与风格之间的关系，确实也应当是书画鉴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作为大家，张葱玉先生自然关注，并多用心。如其鉴张旭《古诗四帖》卷，就特别提到：“第五幅碧色，诸幅中惟此幅与鲁公《刘中使帖》纸绝近。予能识其为唐纸，余则未见有相似者。卷凡大草书四十行，开卷数行字小，后则愈大，至末纸仅四行，纸墨相发，古厚沉着，似非唐人不能到。廻视开卷数行，似出二手，信乎纸之有关书者如此也。”阅赵孟頫书《吴兴赋》卷，则谓：“此绢似早于赵，或南宋物。书法以绢故，亦较拘谨，且有不入墨处。”甚至还注意到：傅尧俞《瞻奉帖》：“此帖因粉笺年久脱落，装潢时曾将其中部分书迹描补，致似钩填，实系真迹。”苏轼《孝履帖》：“此帖粉笺，微有磨损。然未经填墨修补，故精神不失也。”更具见解的是，在说确为真迹、但却“纸白如新”的金俊明 《梅花》册时，又明确指出：“近时人于纸色洁白者动辄以为伪作，真伪之别岂在于此?大可笑也。”《王季迁读画笔记》中记南宋刘松年绢本《罗汉三轴》，先定为“神品上上，设色亦佳，当为真迹无疑”。（1959年）继又谓：“款字甚好，非其精品。a.绢色甚新,无人敢信其为真。b.真。极好。c.屏风所作树石并不出色，人物甚好。”（1963年）而张氏《木雁斋笔记》的评价是：“人物画法精妙，树石皆具北宋典型。松年与李唐、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家，画迹传世独少。此《罗汉图》三幅乃其代表之作，亦南宋画中代表作品也。”

  另可一说的是，《木雁斋笔记》的著录中，还多及书画用纸，尤其是宋元明简札中一些有特色的笺纸：

  （宋）薛绍彭《试茶帖》：“白粉印花笺本……特笺上印花，作一古铜瓶，瓶内插梅数枝，为宋笺中罕见者。”

  （宋）沈辽《动止帖》：“此帖印花粉笺，作水浪纹。”

  （宋）苏轼《久留帖》：“金花粉笺本。”《至常帖》：“宋印花笺本……此帖与前《久留帖》，笺纸极精美。”

  （宋）张即之《微贽帖》：“此帖笺纸，印荔枝一树，宋笺中之甚精者。”

  宋人《均庆帖》：“影花粉笺本……其纸印荔枝一株，甚精。但与张即之《微贽帖》上之图案不同。”

  （元）龙应《颐寿堂诗帖》：“元黄印花笺本……此纸腊印，作山水楼阁，极为精美。其楼阁前有石桥及前后二坊，前坊上书‘通门坊’三字，后楼上书‘西楼’二隶字。虽未必完全反映当时实景，亦可概见一般也。”

  （元）张枢《次韵杨维桢诗帖》：“元黄砑蜡花笺本，上梅花一枝。”

  （明）罗汝敬《宁静斋铭》：“明栗色纸本……其纸上印银色梅竹及捲云，甚精。”

  （明）蒋骥《宁静斋说》：“栗色纸，上加银色梅竹及流云图案，颇似高丽或日本制也。”

  （明）韩文《谒陵诗》：“淡黄砑蜡花笺本，作山水、茅亭、蕉柳。”

  （明）唐顺之《中麓草堂藏书歌》：“明回文花边纸本，带直栏。”

  （明）瞿式耜《叠韵牡丹诗帖》：“明诗笺，黄纸，外小框，内刻梅花残落，极工；后刻‘萝轩落梅笺’五字。”

  友人梁颖先生于历代笺纸素有研究，尝由上海图书馆数十万通明清名家尺牍珍藏中，择笺纸精美且具特色者，独创分类，用心排比，成《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2月）两大巨册；在此基础上，又有《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为第一部系统考述历代笺纸形制演变、工艺技术及相关史事掌故的专著。其说唐代及宋元笺纸，叹存世实物稀罕难见，因就历代诗文、方志笔记、近人著述，乃至谱录图册等各类文献，广征博考，所获不少。如前引张氏所揭宋代薛绍彭、沈辽、苏轼、张即之诸札，皆已述及。不知张氏所记其他各种中，还有可资其一说者否?

  四

  郑重先生在其《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文物出版社2015年7月）一书中，记张氏旧友谭敬、汤临泽等当年仿制古画、作假出售之事，并“把复制品带给张葱玉鉴定，但不说明来路。张葱玉看了几次之后，都认为是新仿的东西。他心中已经清楚是谭敬、汤临泽等造的，只是不便点穿”。但《木雁斋笔记》中，则多如实备录：

  宋徽宗《四禽图》卷：“区斋旧藏物，汤临泽曾摹制一本，与真无异。”

  袁泰《七言诗帖》：“汤临翁尝借余此册去，留逾年。后于市上见管夫人《凤舞竹卷》后有泰一诗，细观即从此帖凑集而成者，如一，亦云巧矣。盖临翁所摹仿者，俗眼正未易辨，因记于此，以告来者。”

  朱德润《秀野轩图》卷：“藏开平谭氏时曾有摹本，几可乱真，为美国购去，不知真龙固在是也。”

  尤其是元人盛懋《秋江待渡图》轴，更揭出：“在区斋时曾有摹本，用真元纸画，几欲乱真，后之览者宜慎之。”不过，张氏所述中，确实皆无直接批评指责之语。即便是郑先生书中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葱玉先生一位老朋友欲将明知是假的赵原《晴川送客图》伪本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请曾藏此图真迹且知谭敬等作伪实情的张葱玉先生“不要讲话”，终遭张氏坚拒等等，张氏在著录中也都不着一字。但对那些在古书画上乱钤藏印，甚至随意题写等污损名迹的做法，则语多直斥：

  颜真卿《自书告身》卷：“卷中恭王及溥儒诸印，恶俗不可名状，真书画一劫也。”

  李嵩《西湖图》卷：“图中乾隆诸玺极可厌，所谓大杀风景者，此公是。”

  元人《雪篷题詠》卷：“陆心源书各家小传，大都在本人名款下，或其前后，大损厥观，可恶可恶。”

  宋人《秋葵图》轴：“幅中下方有近人藏印，印色鲜红，且字迹糊模，大损画面，殊为可厌。今人辄好以劣印乱盖画上，一无慎重之意，可慨也。”

  对自己昔日的不慎或过失，也并记反思：

  杜牧《张好好诗》卷：“今之司典藏之责者，亦间有乱加印章，紊乱序次；亦有为人鉴定，印章之外，书名于画幅者，此岂典藏之所宜?抑亦为鉴家之羞?余少年时多所，亦复每以印鉴识之。虽当时以梁、安为法，仅于隙处盖之，久亦渐悟其非。三十后所得，不复再用印记，至今非之，且引为耻。每劝人勿用印，人辄嗤焉。亦记于此，以示后之来者，其亦知所耻夫?”

  边文进王绂合作《竹鹤双清图》轴：“此图近时裱坏，致双鹤失神，大可惜！吴中鉴家一派，皆尚新裱，每出己意，大坏古画。余少年时亦中其流毒，后乃悟其谬也，来者其鉴诸！”

  而对熟人，不管是好友还是一般相识，也都毫不客气：

  沈周《玉楼春图》轴：“此图本书画皆佳，石田晚年花卉中不易多得者。后为吴湖帆截去薛题，并于牡丹上添以紫色，致损佳迹……湖帆真妄人哉。”

  王冕《墨梅图》轴：“此图安氏旧藏，《墨缘汇观》不载，或以其疲破过甚，描补过多，不足为家增重耳。今在陈仁涛处，陈乃妄人，诸印大可厌。”

  孙知微《江山行旅图》卷：“纸色洁白如新，真宋人之作无疑……卷后归陈仁涛，盖印甚多。陈一俗贾，而多收诸古物，有颇可观者。”

  张氏曾在其《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7月）1939年3月18日条下，称陈仁涛为“俗而附风雅者”，不知《木雁斋笔记》中所述，亦是其原因之一否?

  昔日曾于《安持精舍人物琐忆》（陈巨来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1月）中，读到密韵楼后人蒋谷孙某年从北平藏家袁励准（珏生）处骗得清初名家王鉴《潇湘白云图》轴之始末种种，颇觉发噱好玩；而张葱玉先生《木雁斋笔记》内，亦记此图系“袁珏生旧藏，为蒋谷孙赚归上海，以八千金售诸王伯元。其中一段故事，足补《书画说铃》”。则更知此事应非虚构。张氏书中，还记另一件同为袁氏旧藏名迹的米芾《虹县诗》卷，略谓：“忆癸酉岁厂友携来沪上，得一展玩。时索值万金，余许以十之六，事不成，逡巡持去，仿佛如明日事，忽忽已三十年，而此卷遂不复见。中舟卒后，所藏俱散，惟此迹不知下落，今岁始悉已流入日本矣。”而据叶恭绰先生《遐庵谈艺录》所记，当年袁氏获得此卷，也是巧取豪夺。其事不仅能和张氏所说互为，且可与袁氏所藏后来亦被人设计骗走之种种，相映成趣，因就叶书原文大略，移录附此：

  米元章《虹县诗》帖……此物之流传，颇有可纪者。乾隆末，由何人所藏移归英煦斋（和）家。其后人不能守，至清末，乃介绍越千（绍名英，为其戚）出售，流于厂肆，辗转为景朴孙（贤）所得。民十三，朴孙将售所藏书画，余与冯公度合购其宋元作品多种，议价未谐。一日，袁珏生来，询余是否决要此批作品，云可为撮合。余漫应之。次日，朴孙允如初议。是否珏生从中斡旋，不得而知。厥后珏生向朴孙云，此事非渠不能成功，要求朴孙以《虹县诗》帖为酬。朴孙竟未询余，遂以与之。余经年始知其事，亦未加诘问。今二人俱已下世，物复易主。所以书此者，亦以见烟云过眼，转瞬皆空；巧偷豪夺，徒滋话柄也。